我对陈老师的政治观点一直不清楚，直到一次涉及他的提讯。那天两位自称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人提讯我。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是文革中由康生负责组织的政治警察，有点像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的“契卡”，其主要任务是迫害当局的政敌。我的案子就是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的“省无联”专案组中的杨曦光专案小组处理。但那天来提讯的两个人我从未见过，显然与我的案件没有关系。
审讯室是看守所旁边的一排平房。每间房间里有一张简陋的桌子，桌子旁边有几张供审讯人员坐的椅子。桌子对面有一张没有靠背的条凳，给人犯坐。审讯者从不通报姓名、单位，使被审讯者很久都不知道在与谁打交道。
他们一人问话，一人记录，首先问过我的名字、年龄、被拘留前所在的单位。发问的是位脸色枯黄，看似十分老练面善的人。他从公文夹中取出一件油印的文件，看我一眼，然后盯着文件用训话的口气说：“你大概已知道康生同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省无联’的指示。今天我再给你念一遍，你要按照这个指示交代问题。康生同志在‘一·二四’（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你要按这个指示精神回答我们的问题。”
接着他开始问我，《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是怎样写成的，这篇文章写作过程中有谁参与过讨论，提供过意见，我写这篇文章受过谁的思想影响。于是我重复了我讲过不知多少遍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人插手过这篇文章的写作。
审讯者突然猛击桌面，吼道，“你不老实，你不承认有黑手操纵你？！”我以沉默回答，心中想，“我母亲就是被你们说成是操纵我写《中国向何处去？》的黑手而被逼自杀的，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你们反来找我了！”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
长时间沉默后，审讯者又转用缓和的口气问道：“你认不认识河南大学的老师？”“不认识。”
“你认不认识湖大数学系的教师？”“不认识。”
我这时知道他们在问陈老师，但我已有一些对付他们的经验，对他们能说不的就尽量说不，一说是，就会有数不尽的罗嗦和麻烦。我是到左家塘以后才知道陈老师的，以前我的确不知道他，现在自然不必提我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人。
接着又是拍桌子：“不老实，你不知道与‘高校风雷’混在一起的陈光第？”稍停片刻，“你和周国辉关系那么密切，你认识洪兰，怎么能不知道陈光第？他们是经常在一起的。”我仍沉默，等着他们慢慢把他们的目的和他们希望我提供的信息讲出来。这样拍过几回桌子后，我终于明白，陈老师是因为康生一句揪黑手的指示而被怀疑为暗中支持了持反对当局激进观点的大学生组织“高校风雷”。从他们的语气，陈老师可能是相当重要的黑手。我好不容易等到黄脸审讯者转变了题目。“你认不认识一个断了右手的人？”“不认识。”
“杨曦光，你今天是要抗拒到底吗？”又是声色俱厉。我反问他，“谁是这位断手人？”较年轻的记录员提醒我，“你不认识刘凤祥？被人称为‘舵手’，极会写文章的。”黄脸又厉声道，“没有刘凤祥，你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他们又这样盘问了好多遍，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听出刘凤祥是一个比陈老师更神奇、危险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心中有种被人小看的不舒服，难道《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有这位断手的刘凤祥才写得出来？但我心底里对这个神秘的“舵手”产生了好奇。
回到九号，我通过八号、七号、六号、五号将提讯的消息传给了陈老师。我对他有特别的好感，因为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陈老师每天还在钻研英文和数学。当时左家塘里学问和陈老师一样高的人不少，但只有他还在钻研学问。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我曾经几次要妹妹送《资本论》给我，都没成功。看守所当局拒绝接收《资本论》，理由是“省无联”的头头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不能让他们看见马克思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就够了！”妹妹的明信片上复述当局的话道。
我通过左家塘复杂的“电话系统”向陈老师借《资本论》，不久，三卷《资本论》就通过送饭的犯人之手转来了九号，因此我有机会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卢瞎子也有机会细读第三卷中他感兴趣的那些劳资法律纠纷的案例。《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比起毛主席著作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论》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毫无道理，它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
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陈老师借给我的《资本论》后来一直跟着我到了劳改队。
一九六九年秋天，毛泽东视察湖南时对“省无联”问题作了指示。我于十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省无联”专案组向我和其他“省无联”案子的人犯宣布的逮捕令。我正在纳闷这一发展有什么政治背景时，收到大妹妹杨晖一张宝贵的明信片。明信片说：“毛主席视察湖南时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他看来已读过《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
不久我们就被判处了徒刑。其中最重的是“省无联”下属的一个工人组织，“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头头陈本望。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反革命杀人犯，被指控为指使下属杀死了一位公检法的干部。其他人判了五年到二十年的徒刑，我被判刑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