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的示意图
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六个州的选举结果出现异常，它们分别是亚利桑那、乔治亚、密歇根、内华达、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人们不禁要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些州的立法机构要介入吗？还有荒唐的媒体和各种离谱的传言，让局面更加混乱。
本文意在纠正这些错误的说法，同时阐明职责与可行的选项。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的传言？
这是因为，许多媒体人，都迫不及待地要确认拜登的胜利——或更确切地说，是唐纳德•川普总统的失败。他们对大选中出现的异常，和宪法及联邦法律中，关于解决大选僵局的条款，丝毫不感兴趣。
但即使是法学专家，也未必熟悉相关法律。大部分法学院的宪法课，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被用来学习第一修正案，以及第十四修正案中的两个条例。这些内容，仅相当于所有宪法章程中的2%，而总统大选的过程，通常连讲都不讲。即使是法学院的教授，也大多不知道宪法中关于大选的条例，更不清楚其背后的历史渊源。
现在，就让我们通过问答的方式进行阐述：
问：（大选）为什么会涉及州级立法机构呢？
答：我们的国父，将州级立法机构，设置于政治系统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从宪法的确立过程中就可见一斑。
最初，当宪法处在公众讨论阶段时，著名的起草人之一蒂克斯·考克斯（Tench Coxe）就明确肯定，一旦宪法确立后，最终行使权力的将是州级立法机构和州级制宪会议。这些宪法历史，都是学校里没有讲过的。
问：这与总统大选有何关联？
答：宪法，赋予了州级立法机构，任命选举人团代表（electors）的权力。在今年的“奇亚法洛诉华盛顿”（Chiafalo v. Washington）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就再次确认了这一点。最高法院裁定，州立法机构，不仅有权确立选举人团代表，还能决定他们最终如何投票。
问：国会在总统大选中能扮演什么角色？
答：国会可以参与。它其中的一项职责，就来自宪法中设立的“当日条款”（same-day clause），也称总统大选条款（宪法第2条，第1款，第4节）。该法律，授权国会订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日子，举行选举人团代表投票；以及另一个全国统一的日子，来举行总统大选（以确立选举人团代表）。据此，国会自1948年开始，将12月14日设为选举人团代表投票的日子（《美国法典》第3卷第7条），而将11月3日定为大选日（《美国法典》第3卷第1条）。
问：但今年很多人都用邮寄选票，清点选票的过程也拖了好几周。
答：确实，这违反了“当日条款”和联邦法律。而“当日条款”的确立，就是为了避免某些选举异常的发生。
问：那么州级立法机构，在什么情况下可介入？
答：联邦法律——《美国法典》第3卷第2条——规定，如果11月3日的大选未能得出结果，那么州立法机构就有权力，确立本州的选举人团代表。该条款写道：“任何一州为确立选举人团代表进行的投票，如果在大选当天，未能按法定流程做出决定，那么州级立法机构就可以在选举结束后的某天，按照州法律规定的程序，直接任命选举人团代表。”
问：今年，这条法律对所有州都适用吗？
答：不是的——只对选举结果有争议的六州适用。
如果，在未来几周内，调查结果能证明这六州中，有一些州的选举结果是准确的，那么，这条法律只对剩余的、选举结果仍然模糊不清的州适用。
问：立法官员们，要如何判断，选举异常的指控是否真实？
答：在未来几天内，他们应当密切关注本州对选举结果的诉讼案进展。我也建议，州立法委员会自行召开听证会。
问：是否只有证明存在选举欺诈，才能推翻选举结果？
答：不是的。只要存在任何影响选举结果的异常就足够了。
这些异常包括：1.选务官违反第十四条修正案（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也就是将不同选票区别对待；
2.在选举过程中或结束后，修改选举规则——或者在选举前改规则，但给选民造成困惑；
3.甚至是一些无心的失误，比如软件或机器故障。
问：我读到一篇文章，里面说，只要存在选举欺诈，就可以推翻一个州的选举结果，无须证明这些欺诈已经改变了选举结果。这个说法对吗？
答：不对。即使存在欺诈，如果不足以改变选举结果，那么法院也不太可能丢弃原始的结果。
问：如果某个州的立法机构，判定该州的选举结果模糊不清，之后要怎么做呢？
答：主要的选项包括：1.举行特别选举，但只是重选决定总统的选举人团代表；
2.或者，由州立法机构自行确立选举人团代表。有人可能忧心重复选举，但其实这种后续选举的做法，在民主国家并不罕见。
问：是不是只有州长才有权力，召集立法机构（就大选）举行特别会议？
答：在某些州是这样的。当然，如果州长配合的话就没有问题。但在一些州，法律也规定，只要有足够数量的议员签署请愿书，就可以启动特别议程。
问：我所在州的法律规定，只有人民，而非立法机构，才能确立选举人团代表。州法律还规定，如举行特别选举，须有60天的通知期。这样的话，即使联邦法律允许，但州法规是否也会阻挡议员们采取行动？
答：不是这样的。
如果州立法机构可以召开会议——要么得到州长的配合，要么赢得否决的多数票（veto-proof majority）——就可以根据情况，修订有关重新选举的立法，允许选民进行投票。
问：如果遇到州长不合作，也没有得到“防否决多数票”呢？
答：那么州立法机构可以自行召开会议，直接决定选举人团代表。
问：真的吗？
答：这也是法学院里不教的东西。这项法规的背景是这样的：
宪法将权力赋予联邦机构和官员，但同时，也将部分职责，交给了联邦政府以外的个人和团体。这些个人和团体包括了州长、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团代表、制宪会议代表、选民和陪审员，当然也包括了州级立法机构。法院称这些职责为“联邦职能”（federal functions）。（我将在《宾州大学宪法期刊》（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中发表相关文章，进行详细解释。）
当宪法将职责赋予“州级立法机构”时，这里的“州级立法机构”，有时候指包括了州长在内的所有州级立法机器，但有时仅指州议员代表，不包括州长。
问：请再多说一些……
答：宪法将权力赋予州立法机构，来规范联邦大选在当地的执行。在正常情况下，权力落在所有州级立法机器上，其中包括了州长（可参见美国最高法院的，亚利桑那州立法机构诉独立区域规划委员会一案，Ariz. State Legislature v. Ariz. Independent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但当州级立法机构，行使宪法修正案所规定的职责，或自行选举官员时，他们就可以独立行动，不需要州长的介入了。
问：请说具体一些。
答：在第十七修正案通过以前，州立法机构可以直接选举联邦参议员，而州长对此没有任何发言权。
总统大选中，选举人团代表的确立，也遵循几乎相同的规则。联邦法律似乎承认这一点，因为它明确写道：“任何一州为确立选举人团代表进行的投票，如果在大选当天，未能按法定程序做出决定，那么州立法机构就可以在选举结束后的某天，按照州法律规定的程序，直接任命选举人团代表。”
当然，国会不期望州立法机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重新订立新法，但是他们可以自行选出选举人团代表，或加速相关议程。
问：但如果州宪法规定，只有州长才能召开特别会议，州级立法机构怎么能自行会晤呢？
答：如果一个州级立法机构，执行的是“联邦职责”，那么其权力就直接来自于美国宪法，不须受制于州法规。司法裁决中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对莱瑟诉加内特案（Leser v. Garnett）的裁决。
该案的裁决意见书，正是由著名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撰写的。
问：在六个争议州中，除了内华达以外，其它州的立法会都由共和党人把持。我听到一种说法，如果他们都决定不确立任何选举人团代表的话，那麽川普和拜登，谁都不能得到超过270张选举人票（基于总数538票），最后会迫使众议院举行总统选举。尽管民主党代表在众议院中有微弱的多数优势，但是共和党州的数量更多。考虑到众议院的总统大选是按州投票，所以川普总统会最后获胜。
答：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首先，州级议员们如果选择弃权，不确立选举人团代表，那么他们所要承受的政治压力，相比要求重新选举或者自行裁决，只能更大。
其次，第十二修正案规定，只有当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得到“已经确立的选举人团代表中的多数票”时，才会启动众议院选举。如果这五个（有共和党立法会的）争议州都不确立选举人团代表，那么“确立的选举人团代表”总数就减少到了465个。
这时，如果内华达的选举人票给了拜登，这个基本上大概率会发生，那么他就得到了233票，成了465票中的多数。那么众议院也就不须重新选举了。
而如果这五州中，只有部分弃权，那么拜登只要拿下未弃权州，也同样会赢得大选。
问：那么，这些州（亚利桑那、乔治亚、密歇根、内华达、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的议员们应该怎么做呢？
答：不要理睬媒体的混淆视听，专注于行使他们的宪法职责。他们应当密切跟踪州选举结果的法律战。
如果在接下来的一两周内，无法得出明确的获胜者，他们要么立即举行第二次选举，采用老式的纸质选票和固定投票站；又或者，如果州长不配合，州立法会就应自行召开会议，决定本州的选举人团代表。一旦被迫采取第二种方式，州议员们完全可以将此决定归咎于州长的不配合。但要记住的是，所有这些程序，都必须在12月14日选举人团会议前完成。
原文Q&A for State Legislators and Citizens—The Constitution and How to Settle the Electio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罗伯特·G·纳特森（Robert G. Natelson），曾是一位宪法学教授。目前，他担任丹佛独立研究所（Independence Institute in Denver）的宪法学资深研究员，同时也是民间草根组织“修宪运动”（Convention of States movement）的高级顾问。他阐述宪法涵义的研究论文，曾被最高法院的法官多次引用。他还著有书籍《还原宪法：真实的条例与涵义》（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What It Actually Said and Me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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