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充满怨恨，迷恋枪支、宗教，或者厌恶不喜欢他们的人，或者怀有反移民或者反贸易情绪，以此发泄他们的沮丧情绪。”
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门徒巴拉克‧奥巴马的这番话既表达了他对美国工人阶级的蔑视，也应和了阿林斯基在《激进派的规则》中所做的评论（见该书第186~88页）：
“在下层中产阶级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一生都在为自己所拥有的相对较少的东西而奋斗……他们是一群可怕的人……他们倾向极端沙文主义，成为‘美国’信仰的捍卫者……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他们缺乏安全感，只能固守虚幻的支点……”
许多保守派人士对阿林斯基心怀恐惧和敬畏，保守派组织者和活动家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在符合道德的前提下有效地回应阿林斯基所拥护的以及社会主义者所采用的方法。
幸运的是，这种恐惧和敬畏是没有道理的。正如本文所解释的那样，阿林斯基在许多方面都是个庸才，他的成就被高估了，保守派组织者的成就常常使其相形见绌。
真实的错误和矛盾
消除阿林斯基神话色彩的第一步是要明白他说的话违背事实。他最重要的著作《激进派的规则》充满了真实的错误，举例如下：
在第3页，阿林斯基引述《约伯记》7:1说，“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是一场战争。”事实上，《约伯记》7:1所说的是人类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了谋生面临着很多困难。这段话与战争无关。
在第189页，阿林斯基写道，“从未有一个副总统不是忠实地充当总统的忠实顾问，就是保持沉默。”显然，他从未听说过托马斯‧杰斐逊（1797年—1801年担任副总统）或者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1941年—1945年担任副总统）。
在第4页，他写道，“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比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更具体：为了大众的利益。”但是，任何读过《独立宣言》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对开国元勋的意识形态的准确概括。
阿林斯基称，《独立宣言》是一份骗人的文件，因为它忽略了英国给予美国的好处（见第27-28页）。然而，阿林斯基的好处清单大多是虚构的，而《宣言》声明了只列举“促使殖民地分离的原因”。
阿林斯基（见第20页）列举了他所谓的来自中产阶级的改革者：这些人包括摩西、塔尔苏斯的保罗、马丁‧路德、塞缪尔‧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和圣雄甘地。但是这些人都不是来自中产阶级：摩西是被当作埃及王子抚养长大的奴隶。保罗是一位宗教领袖，也是少数拥有罗马国籍的犹太人之一。路德是个修道士，发誓要挨饿。亚当斯穷到他的支持者不得不凑钱给他买一件像样的外套。汉密尔顿是个身无分文的孤儿。杰斐逊是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甘地是个贵族，他的父亲是他们国家的总理。
阿林斯基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赞颂路西法的文章中声称撒旦是“人类所知的第一个反叛体制的激进分子，他的反叛行动如此有效，以至于他至少赢得了自己的王国。”但是普遍的说法（例如，参见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告诉我们，路西法是历史上最失败的人。从前，路西法是仅次于上帝的天堂王子，可是他反叛了，迷失了，被流放到地狱。换句话说，他“赢得”了一个王国，其意义与被流放的拿破仑“赢得”厄尔巴岛王冠的意义相同。路西法和拿破仑都是一有机会就离开了。
阿林斯基也是一个可怜的政治预言家，以下是他于1971年对婴儿潮一代的评估（导言第14页）：
“今天这一代人……已经摒弃了他们的物质主义背景，不再追求高薪的工作、郊区的房屋、汽车、乡村俱乐部会员、头等舱旅行、地位和安全，以及他们的父母所理解的一切成功。”
他说的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婴儿潮一代对被送往越南的恐惧刚一消失，他们“对物质主义的排斥”也随之消失。他们找到了工作，买了房子，像其他人一样追求物质享受。
在导言第24-25页，阿林斯基预言，如果美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从越南撤军，它将“动摇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理念，并为新的国际秩序打开大门”。
这又是一个糟糕的预言。美国撤军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传统的“外交政策理念”：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夺取了政权，随后屠杀了数百万人，远远超过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全球政治力量从自由世界转向了共产主义国家。为卷入越南战争进行辩护的人已经预言了所有这些事情。
除了事实错误和预测错误之外，阿林斯基的书还充满了矛盾，比如说：
第4页严厉批评了一切比“一般福利”更具体的意识形态，但是在第12页，正确的意识形态突然变得更加复杂，以“平等、正义、自由、和平的价值观以及对人类生命的价值的深切关怀”为特征。
在第75页，阿林斯基把人描述成“一团短暂燃烧的灰尘”，但是他在第122页声称“组织者始终如一的指南星是……‘个人的尊严’”。
在第53页，阿林斯基嘲讽“作为我们行为的激励因素的利他主义神话”，嘲笑它是“经典的美国童话之一”。然而，仅仅5页之后，他就对利他主义表达了敬意，说“这种令人惊叹的人类品质不时地淹没生存至上和利己主义的天然大坝。”
在某种程度上，阿林斯基并没有自相矛盾，而是表现出了一种廉价的马克思主义：“党派之争无处不在，没有冷静的客观……（组织者）是一个政治相对主义者”（第10-11页），政治态度完全是由阶级决定的（第19-20页），“审查和选择可用的手段都是直接在功利的基础上完成的——它会有效吗？……对我来说，伦理就是对大多数人做最好的事情……伦理观是由一个人的利害权衡决定的”（第32-34页）。按照这种逻辑，为了事业而害人也是可以接受的（第132-134页）。
阿林斯基的理想组织者的唯一驱动力就是“如何组织以获得权力：如何获得权力和使用权力”（第10页），对权力的追求超越了所有其它价值观，包括家庭伦理：
“一个规划者的工作日程是如此地连续，以至于时间变得毫无意义，一个组织者即使下班回家后也要工作，组织者的婚姻纪录都是灾难性的，少有例外。此外，工作紧张、时间繁忙、家庭状况和机遇都排斥忠诚，而且，除了极少数例外，我还没见过哪个真正有能力的组织者会关心独身生活（第64-65页）。”
阿林斯基的马克思主义唯一有趣的地方是它包含了一点儿法西斯主义：
“一个实干家会从务实和战略的角度来看待手段和目的问题。他们没有别的问题，他们只考虑他们的实际资源和各种行动选择的可能性，只关心目的是否可以实现，是否值得付出代价；他们只关心他们的手段是否会起作用。”（第24页）
墨索里尼——另一个“实干家”——说得再好不过了。
傲慢的无神论之风吹过《激进派的规则》的书页，它的作者给人的感觉就像C‧S‧刘易斯（C. S. Lewis）小说中的漫画版的撒旦。
但是阿林斯基的“规则”有效吗？
毫无疑问，其中一些可以被具有超高道德素质的活动分子拿来应用。毫无疑问，阿林斯基取得了一些成功，尽管主要局限于个别城市，用来针对特定的敌人。
但是，当你把阿林斯基的资源和成果与美国保守派活动家们相比时，他的成功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
保守派的成功
《激进派的规则》很少涉及媒体关系。为什么？因为阿林斯基通常可以指望大众媒体支持他，或者至少保持中立。
阿林斯基的计划得到了联邦和地方政府、大学以及免税基金会的支持。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等知名机构拓展了他的人际交往。大学聘请他来讲课。至少有一所大学（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聘请他在社区组织方面从事教学和咨询。他的城市竞选活动是由有报酬的工作人员和未充分就业的志愿者开展的。
相比之下，保守派的组织者在敌对的媒体环境中工作，一篇不利的新闻报道就能使他们多年的工作毁于一旦。他们得不到政府或大学的资助，基金会的资助也很少。他们的工作人员通常没有报酬。即使他们提供报酬，他们仍然主要依赖于志愿者，他们往往居住地点分散，并且受到工作、家庭和宗教义务的掣肘。
然而，保守派组织者取得了阿林斯基梦寐以求的成果：1963年—1964年的高华德（Barry Goldwater，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运动重塑了共和党、奥巴马执政时期的茶党（Tea Party）、今天充满活力的“各州公约”（Convention of States）运动等。
我从个人经验中了解到保守组织的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我领导了一个蒙大拿州的民间团体，该团体旨在遏制州增税，加强公共部门的道德法规，削弱公共部门说客的权力。我们的预算很少，没有拿报酬的员工，也没有来自基金会、公司或政府的帮助。我们的志愿者大部分都有全职工作，我也一样。我们分散居住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州。我们面临着媒体铺天盖地的敌意。
然而，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发起了该州历史上最成功的全民公投请愿活动，赢得了三场全州范围的投票活动（其中两场以3比1的优势获胜），确保了一项新的道德法规的通过，制止了州内的增税模式，并确保了减税。
与取得的那些胜利相比，阿林斯基的成功似乎并不那么令人畏惧。
我认为阿林斯基被他的前提束缚了。生活在那种唯物的低等动物生存模式的世界，大多数人都不快乐。
我还认为，在过去的50年里，保守派组织者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其中包括：
当遭到坚定而持续的反对时，大多数没有更深厚的价值观可以依靠的阿林斯基主义者将会撤退。
许多左翼激进分子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可以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如果停止政府、基金会和公司的资助，大多数人就会退出。
当有了归属感，感觉到他们是在完成上帝的使命，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胜利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能给他们的家庭和国家带来持久的利益时，保守派活动人士就会团结起来。
原文The Overrated Saul Alinsky and the Conservative Organizers Who Do Better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罗伯特‧G‧纳特尔森（Rob Natelson）曾经担任宪法学教授，现任丹佛独立研究所宪法学高级研究员，也是“各州公约”运动的高级顾问，他关于宪法含义的研究文章被最高法院大法官和政党多次引用，著有《原始宪法：字义与涵义》一书。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