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悲剧，当然也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之恶果。在编撰《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的四年中，我有幸认真地阅读了中共的内部资料和档案，发现1959-1962年的大饥荒有一个发展过程：从1950年代初就开始，由小到大、由个别地区到全国蔓延，最终酿成全国性灾难。这一灾难的起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政府于1953年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顾名思义便是国家统制了农民的全部粮食销售，由国家而不是由农民来决定他们必须交给国家多少公粮和余粮。如果政府有需要，农民会被迫将其全部收成销售给国家，而他们赖以存活的口粮，则要等到国家收集了公粮和他们的余粮以后再恩赐给他们，即所谓“返销粮”。这样，中国农民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悲剧命运也就此注定了：作为粮食生产者，竟与其产品（粮食）产生了越来越远的距离；而产出粮食的广大农村，竟成为饥荒最严重的地方。
在中共党内最早提出“统购统销”方法的陈云，其实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也一直是非常犹豫不决的。他在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报告中还自问道：“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是不是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26万个乡，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10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致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然而，毛泽东却比陈云坚决得多。早在这一年的10月2日，毛就以战争指挥员的姿态决定“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付出粮的，一面是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他还为自己的决定找到了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他还宣称，“粮食征购”其实是“对农民的改造”。对此，邓小平说得更为明确，统购统销是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次很大的阶级斗争。说白了，就是党和政府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
本来，统购统销要征集的是农民的“余粮”，而“余粮”应当是交了公粮（农业税）并扣除了种籽、饲料、口粮等“留粮”之后剩余下来的粮食。但事实上，农民能有多少“留粮”完全是由政府说了算。因为种籽、饲料等作为再生产之必需属于硬指标，政府难以随意裁减，因此“统购”的活指标实际上就变成了农民的口粮。换句话说，征购越多，农民的口粮就越少。但又因为征购越多，政府干部的功劳越大，各级党政府部门就必然用各种手段来压榨农民的口粮，以“超额完成”征购任务。
1954年，就在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实施的第二年，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承认：“（1954年）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一百亿斤，以至有些地方硬挖了农民的口粮”。在这样的情况下，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人为制造了饥荒和死亡：不少农民或因为口粮全部被争购而饿死，或在被逼交余粮的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或者，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公开反抗，则立即被作为“破坏统购统销”的“地主富农反动势力”，被公安机关逮捕枪决。在1953-1954年，第一轮的统购统销就充满了血腥味。虽然在公开报章如《人民日报》上从没有关于饿死人或“非正常死亡”的任何报道，但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这一年就有数十篇的相关报导。据海外学者丁抒初步统计，1953-1954年间就有数万农民在以“统购统销”为标志的“粮食战争”中“非正常死亡”。
众所周知，四川、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省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都是重灾区，饿死或“非正常死亡”的农民数以百万计。但认真阅读1950年代统购统销史料的读者还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地区同样是为党国发动的第一场“粮食战争”的重创之地，其区别不过是灾难的规模大小，这恰恰体现了从小雏形到大浩劫的恶性发展过程。例如，四川温江地区是富饶的产量区，但在大饥荒中饿死达百万人。自统购统销政策出台，那里便出现了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场饥荒。当老实的农民或被逼或自愿地把几乎全部余粮交给了统购统销工作组后，就突然被告知政府不会提供“返销粮”了。于是，浮病流行，饿孚遍地。农民因缺粮求救的所谓“闹粮事件”却被四川主要负责人李井泉等定性为“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破坏活动”，116名“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和破坏分子”被中共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关、捕、杀。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下去调查吃惊地发现：“统购过头，农民缺粮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地富反革命煽动闹粮难以自圆其说。崇庆县羊马乡白庙村患肿病七十一人，6月15日至7月31日一个半月中死亡十八人，均为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和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全村七十八户贫农，死亡五人；五十五户中农，死亡八人；十四户地主，死亡五人。从死亡比例看，地主最高，中农次之，贫农最低”。
这样的情形绝非孤例于温江。从1953年冬到1954年春，四川全省至少处决了512名“破坏统购统销”的“反革命分子”。胆小怕事者惟有自杀，例如在开始实施统购统销的一个多月里，涪陵地区有17人自杀身亡。山东省莱阳专区平度县十六区，在1954年2月25日到28日，“四天中，因干部强迫农民卖粮而被殴打、绑吊、挨冻的有九十九人，其中打死一人，有四人因被打而自杀（一人自杀未遂）”。山东济宁、德州、昌潍、泰安、章邱、泗水、临沂、广饶、苍山等地在夏粮徵购工作中，“因干部强迫命令自杀已死的计二十八人，自杀未遂的二十人。如滕县四区区委组织委员朱惇华在夏徵夏购中诬称中农李仲凯（工属）破坏统购统销，把李仲凯绑到乡政府押起来……李仲凯吊死於乡政府内。”安徽在1953年年底就完成了徵购任务的八成，但却“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卢江县三个、望江县三个、六安县两个、湖东、潜山、当涂、绩溪、阜南、阜阳、滁县各一个”。从1954年12月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到1955年1月28日止，又“发生死人事件三十起，死人二十九名……从死人的原因来看：因统购统销宣传的不深不透，政策交待不清，并向群众胡说乱讲，甚至说些带威胁的话，而促使自杀的有十二人。因干部强迫命令，硬性的派任务，定产量定高了不予核减，甚至挟嫌报复等而促成自杀的有十三人。有些是余粮户，懂政策，但抗拒不卖，并企图破坏统购统销工作，经揭发、检举畏罪而自杀的有四人。”
又如，1954年6月30日，甘肃省民政厅长李培福和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马青年向省委报告临夏专区发生的饿死人现象如下：
临夏农村缺粮、断炊、逃荒、饿倒、疾病现象很严重，癿藏桥头乡三百八十八户中，饿倒在炕的有三十八户，一百四十多人，有二十户人饿得走路东摇西摆；石头湾村十五户中有十三户已将牲畜卖光，卖地、典地的有九户。……吹麻滩区吹麻潍乡第一行政村一百五十二户，逃荒的有三十八户八十九人，出卖和死亡的大牲畜共五十多头，病死七人；癿藏回族自治区吴家堡乡今年死亡四十二人。东乡、临夏、永靖三地逃荒的有一千二百多户，五千一百多人，从临夏到和政的路上，有一天即有逃荒男女约四千人。
东乡、永靖、临夏县不完全统计：今年一月份至五月份非正常死人共六十四个，其中有二十六个系因缺粮吃而饿死。临夏县多木寺乡马刀刀，五十七岁，因供应的粮食不够吃，上山打柴饿死山上。癿藏马土力卖家中无粮吃，去奔娘家，走到途中，因饿不能行动，怀抱婴儿死在路旁。
发生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干部对去年歉收情况估计不足，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又发生严重偏差。统购时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非余粮户也出卖了粮食。据中央民委马杰同志反映，临夏马莲滩关家村二十七户，只有两户有余粮，有些还是缺粮户和应该救济的户，但在统购时除三户外，都卖了粮.其次是在统销中，有些地方严重地违犯了供应政策……特别是违背了以吃饱为原则的政策，层层控制，扣得太紧，临夏县五月份突然停止和推迟了二万余人的供应；供应者每天每人只有十两至十二两原粮，后来又压缩为半斤至五、六两。居家集、癿藏、吹麻滩三个区有十天无故停止供应，北塬区规定每乡每天只供应二百五十斤原粮，马集区规定每乡每天只供应十八户。有些地方并规定有牲畜、有劳力、统购时卖过粮的人等都一律不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