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结语（147）
考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争吵，凸显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究竟什么是利害攸关的。这场争吵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与行动主义主观主义（activist subjectivism）之间。前者自称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的编纂；后者愿意用任何东西来推动革命行动。马克思著作本身就暗含冲突。一边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救世主式的论调，另一边是可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找到的对社会运动的临床分析。两者之间的潜在紧张，被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三重影响转化为社会主义者与共产党人之间深刻而无可挽救的分裂，使他们在整个20世纪陷入冲突。争吵背后的选择同样重要：是民主还是独裁、是人道还是恐怖。
完全受制于革命狂热，面对旋风般的一连串事件，列宁和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一阶段的两大主角将其行动广泛地进行了理论化。更确切地说，他们将猜想转化为意识形态性结论。他们发明了一种“永久性革命”的理念。该理念基于俄罗斯的情况。那里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据信直接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将这种情况美化成“永久性革命”向“永久性内战”的转变。
战争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它对革命者的影响来衡量。正如托洛茨基所写的那样，“通过战争及其对日常行为日益强化的影响，考茨基看到了革命之所以极其血腥的原因之一。”但托洛茨基和考茨基并未得出同样的结论：面对军国主义的影响，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民主和捍卫个人权利的问题更加开放。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发展会带来当代民主的成长，但这绝不代表它本身就是渐进民主的进程。让．饶勒斯，战前出现的最伟大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幻想家，曾梦想这一进程。现在则轮到了那些最有学问的学究──卡尔‧考茨基。”
由此推而广之，托洛茨基继续谈论“正在全世界发生的无情内战”。他相信，世界正进入“两股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正迅速变成内战”的时代：“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以及将军和海军上将领导的反革命民主”。这里的观点存在双重错误。一方面，随后的事件表明，代议制民主及其实现的愿望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1991年甚至延伸到了苏联。另一方面，像列宁一样，托洛茨基具有根据俄罗斯经验得出普遍性结论的强烈倾向。这一点无论如何在他的解释中经常被夸大。布尔什维克相信，经过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内战一旦在俄罗斯开始，它将蔓延到欧洲和世界其余地方。这两大错误将被用作未来数十年苏联恐怖的理由。
托洛茨基从这些前提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可以且必须解释的是，我们在内战中消灭了白军，为的是他们不会消灭工人。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毁掉人命，而是保护人命……必须使敌人变得无害，在战时这意味着必须对其予以消灭。革命的问题如战争的问题一样，在于打垮敌人的意志，迫使其屈服并接受征服者的条件……关于谁将统治国家的问题，即关于资产阶级生死的问题，将由双方通过使用一切形式的暴力，而不是参考宪法的段落来决定。
托洛茨基的言论使用了许多与鲁登道夫对全面战争概念的解释相同的措辞。自认为是如此伟大的革新者的布尔什维克，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时代和其周围高度军事化氛围的产物。
托洛茨基关于新闻自由的言论表明了战争心态的普遍性：
战争期间，国家和舆论的一切机构和机关都直接或间接成为战争武器。报刊尤其如此。任何发动严重战争的政府都不会允许在其领土上存在公开或间接支持敌人的出版物。在内战中更是如此。后者的本质是：苦苦挣扎的每一方在其军队的后方都有相当多的支持敌人的人口圈。在战争中，成功与失败都由死亡来偿还，深入后方的敌方特工遭受处决。这是不人道的，但从来没有人认为战争尤其是内战是一所人道学校。
布尔什维克并非唯一卷入内战的团体。这场战争于1918年春夏季在俄罗斯爆发，开启了由各方实施的长达4年的疯狂杀戮。人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刺穿、被砍成碎片，并被活活烧死。但布尔什维克是唯一将内战理论化并公开寻求内战的团体。在他们的教义以及世界大战所创造的新的行为模式的共同影响下，内战对他们来说成为一种永久的政治斗争形式。白军与红军之间的这场内战，掩盖了一场不同的、重要性大得多的战争：红军对大多数劳动人口和很大一部分农民的战争；1918年夏季以后，他们开始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枷锁。这场战争不是两个敌对政治团体之间的传统对抗，而是政府与大多数民众之间的冲突。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这场战争将党国置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这是一种新现象，其能够存在只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能够在大规模恐怖的支持下控制社会的所有活动领域。
近来基于新开放的档案所进行的研究表明，1918年至1921年的“肮脏战争”（此说法取自尼古拉‧韦尔特）是苏维埃政权创立的时刻。该政权是将开展和继续革命的人从中产生的熔炉。这是一口地狱的大锅，有着其独特的大杂烩──理想主义者的得意忘形、犬儒主义以及非人道的残忍。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所特有的心态即源于此。布尔什维克希望，内战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蔓延，而且社会主义征服地球花多长时间，内战就会持续多长时间。战争将残忍作为人们将彼此联系的正常手段。它打破了传统的克制屏障，取而代之的是绝对、根本的暴力。
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早期开始，考茨基提出的问题就是革命分子的肉中刺。艾萨克‧斯坦伯格──一名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从1917年12月至1918年5月任司法人民委员。他在1923年谈到了布尔什维克所使用的“有条不紊的国家恐怖制度”。他提出了关于革命中暴力极限的核心问题：
旧世界被颠覆。新生活──被同样的旧原则污染的生活取而代之，其中同样的旧的邪恶保留下来，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决定性的斗争中被迫做出关键性抉择。这场斗争是关于使用沙皇和资产阶级的老式暴力，还是诉诸革命性暴力……老式暴力只是对奴隶制的防范，而新的暴力则是通向解放的痛苦道路……这就是应当对我们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我们应该把暴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确保我们能够让暴力止息。因为没有其它手段对抗它。这就是革命裂开的道德伤口。这就是悖论的核心所在。这一矛盾不可避免地成为诸多冲突和苦难的根源。
他补充说：“就像恐怖一样，暴力（被视为一种约束和欺骗的手段）将总是首先污染被征服者的灵魂，然后影响胜利者和社会其余的人。”
斯坦伯格非常清楚，这个试验代表了“普遍道德”和“自然法则”的巨大风险。1923年4月21日，高尔基写信给法国小说家罗曼‧罗兰时，显然也有同感：“我一点也不想回俄罗斯。如果我不得不花全部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不可杀人”（Thou shalt not kill）这个主题，我就无法写出东西来。”非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顾虑和布尔什维克自身的最后担忧，都被列宁和斯大林的狂热一扫而空。1930年11月2日，刚刚与“天才领袖”（译者注：指斯大林）本人结盟的高尔基再次写信给罗曼‧罗兰说：
在我看来，罗兰，你似乎会更加公平地判断苏联内部的事件，如果你承认一个简单事实的话：苏维埃政权和工人先锋派一起陷入内战，这场内战采取了阶级战争的形式。他们打击且必须打击的敌人，是那些拚命想让资产阶级政权复辟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迫切希望以传统资本主义方式照顾自己利益并阻止集体化推进的富农。他们也在使用恐怖，杀害集体主义者、焚烧集体财产等等。战争就是杀戮。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
译者：言纯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