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观察之三
北京的疫情防控措施彻底打乱了许多人的通勤路。
中共“抗疫”没救下多少人，“抗疫”所制造的民生灾难、人道灾难，却是有目共睹。一年前的武汉封城，方方一部《武汉日记》实时记录了其中的暴虐、野蛮与残酷，多少冤魂飘零。一年以来，中国多地“抗疫”的战时状态，仍然充斥着罪恶，请看下面几则案例。
例1.通化封城断粮。自1月21日起，吉林通化市在原来封闭管控的基础上，又实行了“居家封闭管理”，不让住户出门，全部物资由人派送。市民反馈，当地政府无能，配送食物不公，有的人家里送的菜种类繁多，有的人只有泡面，志愿者三更半夜还给领导人家属送物资。通化市长李平1月25日接受白岩松视频连线采访时公开承认，截至25日下午15点，整个东昌区封闭管理的居民有11万户，还有34%的住户没有配送到。通化这种简单粗暴的“封条管控”，却使民众基本生活陷入困境。
例2.高调“防上访”。河北石家庄现是疫情重灾区，藁城区全域更被列为高风险区。近日，“石家庄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信访稳定工作的补充通知”文件在海外曝光，揭露了当局对访民的“稳控措施”。例如，“第一是全力做好重点人员教育稳控”。各乡镇各部门对摸排掌控的所有重点人员和信访老户，采取“五包一”措施，“确保24小时不脱离视线，把人员稳定在当地，确保不发生进京上访。”
例3.1月28日，知情网友披露，疫情重灾区黑龙江绥化望奎县一居民跳楼自杀，当场死亡。这是8天内第三起自杀事件。之前，1月20日，绥化绥棱县鸿顺家园一名48岁妇女跳楼自杀。次日，大陆网上一则视频显示，绥化海伦市宝鼎社区，一名居民在家门口的单杠上吊自杀，当天当地户外温度零下26℃左右。
现在，中共已宣布了全国十个高风险区、六十多个中风险区，且都已相继进入了战时状态。上述几则案例并非孤例，其所显示的情况，已成了中国疫区的普遍状态。中国疫区乱象纷飞！
或曰：中共“抗疫”已历时一年多了，全国表彰大会也早开过了，可为什么还是这么没有章法、害人扰民呢？是不是中共的“学习能力”太差了呢？当然不是，因为中共根本就不“学习”。
众所周知，中共“抗疫”偏好“封城”、“战时状态”，这些措施并非有什么严谨科学的基础，而是恰恰满足了中共畸形的“政治第一、维稳第二”的诉求和权力的任性。中共突然隔离疫区民众，没有提前通知，没有民生预案，没有建立相应的染疫人员快速诊断医疗体系和基本生活物资快速供应体系，一切任其自生自灭。中共甚至还给自己这种反人性的罪恶抗疫模式，贴上了一个“顾全大局”的伪道德标签。
事实上，中共的这些措施，在全世界大概都是独一份的。从性质上讲，这不是在“抗疫”，而是在“害命”。例如，中共在各地强制搞的焊死门户、大排长龙检测、简陋的方舱等等，都是在制造交叉感染，而非真正的防护与救治所必需。中共这是“以抗疫之名”草菅人命。
关于中共“抗疫”的一切虚假宣传、诡辩，只要与世所公认的“台湾抗疫模式”——政府信息透明、尊重专业、充分沟通促进团结，不必采取封城、限制群众等强制手段——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试看如下两则案例：
例1.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南营镇一位曹姓老人外出买烟，在该村书记闫某指使下，两名“红马甲”分别按着老人的背、抓住胳膊拷在树干上，另外两人用绳子由腰间捆绑至两臂双手。“红马甲”口中还大叫“绑紧点”，“再出来，我砸死你”。
例2.2020年山东的一段反恐演习视屏显示：收费站出口有大量特警驻扎，手持钢叉上岗。特警用网罩抓捕了一名不配合检查的司机，并套上黑头套，迅速把人抓离现场。虽是演习，但当局将染疫患者等同于恐怖分子，让人愤怒。
这两则案例，台湾人一定会感到匪夷所思，但却是大陆的常态。同为炎黄子孙，中共“抗疫”的荒唐和邪恶，台湾“抗疫”的人性和科学，对比实在鲜明！（所以，中共极端仇视台湾，坚决不许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2020年以来对台军事挑衅更严重升级，这一切都是有深刻原因的。）
迄今，武汉封城76天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有知情者称一天死5000人），我们不得而知；全国多地战时状态致多少人于绝境，我们不得而知；全国疫情的真实数据，我们不得而知。中共告诉我们的，永远都是“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这“形势一片大好”中，多少人生命不保啊！
中国的疫情将如何发展，中共“抗疫”将导致多少人死亡？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但是，以史为鉴，能使我们对现实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个“为鉴”之史，就是1958至1961的“灾害时期”。现在大家都已知道，1958年“大跃进”以后，全国大饥荒，史无前例地饿死了几千万人。中共是怎么做到这个的呢？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封锁消息和阻拦人员外逃”。试以河南信阳为例。
当时信阳地区饿殍遍地，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中共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钱财衣物一律没收，还会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1959年11月间，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路边死尸、拦车要粮的群众以及被父母遗弃的孩童时也依然无动于衷。他继续要求地区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要求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此后，信阳各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边沿流动巡逻，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在此期间共扣押信件12,000封之多，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
看看历史上的“灾害时期”，再看看今日，虽然一个是大饥荒，一个是大瘟疫，灾害性质不同，但中共的应对之策，何其相似乃尔！
迄今，中共编造数据、打压“吹哨人”，拒不公布大瘟疫流行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资讯，对国际专家调查团明里暗里设置障碍，除了隐瞒真相、逃避追责外，是不是也在借“疫”杀人呢，在将来给中国和世界造成更大的隐患和危害呢？
中共“灾害时期”的所作所为与今日“抗疫”的种种表演，实质上都是一路货色。这充分说明了中共绝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党、正常的政权，而是被邪灵控制的人间恶魔。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个共同的真理：只有解体中共，抗疫才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