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黔江县死于三年大饥荒的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三位同胞。无辜的灵魂啊，安息吧！
——题记
[经历]我于1959年进入黔江县濯水中学读初中。1960年，14岁。学校食堂已经无米为炊。最后，每钵“饭”只有200余颗蒸熟的胡豆。为了解除饥饿感，上山挖野蒜、鱼腥草等野菜，那是常事。比较特别的是我吃过蜂蜡，那东西嚼不烂，吞不下，但有一股轻微的蜂蜜味，就像现在的口香糖。可以做食物自慰。随着越来越多的唾沫吞进肚子，饥饿感越来越强烈地折磨自己。我在煤油灯上烧烤蓖麻子吃，很香，结果是剧烈呕吐，将肚子里仅有的几颗胡豆也呕出来。上山挖“老虎姜”（黄精）吃时微甜，吃饱之后呕吐。
全校师生上山采野果——红籽。交给食堂，添加在玉米面中。学校培养小球藻，有个好听的名字——人造肉汤。喝进嘴里，有一股小便臭味。虽然饿得想啃石头，对“人造肉汤”可恨那胃却不笑纳，尽数呕了出来。
1960年10月1日，吃过一顿饱饭。稀饭，和现在的自助餐一样尽量吃。我不知道吃了几碗，只觉得肚子胀痛才依依不舍地停止进餐。我像孕妇一样，抱着胀大的肚子，也许像蟒蛇吞了一头野牛那样，艰难地回到学生寝室。一路上，眼睛看到的，只有一片黄色，就和暴风雨来临前的景色一样。现在都不明白，肚子太胀，为什么出现视觉异常呢？幸好，这种饱胀不会造成伤害，几泡尿一屙，肚子就轻松了。
1961年，学校停办，回到家乡：黔江县马喇人民公社莲花大队五生产队。学生无论如何，有点粮食，当了小社员之后，就和社员们的待遇一样——自己找寻食物。全家7口，每天半斤稻谷。连壳磨粉，和上大量野菜，这种食物有一股异香，只是吞咽困难。我的父亲和邻居大伯都患了便秘。母亲用桐油润滑父亲的肛门，用筷子捅那些不愿出来的硬屎。父亲惨叫不已。
从公共食堂打饭回来，自己“加工”。和上各种野菜。过去作为“猪草”的所有野生植物都品尝过。只有“雀雀菜”“灰牙米儿”少数几种野草勉强可以下咽。这种行为也是违禁的，其罪名是“破坏公共食堂”一道命令下来，谁家敢于私自烧火，立即定为“破坏公共食堂罪”“对社会主义不满罪”“闹粮荒”轻则打骂，扣掉口粮，重者批斗，游街，打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成为阶级敌人之后，株连九族，永不翻身。由于大家都用磨子磨稻谷粉吃，普遍便秘，为了社员健康，上级连磨子都打上封条，谁家的封条破了，按上述罪名论处。
上等的粮食代用品是蕨根粉，我们称为“都粑”。15岁的我，跟着大人上山挖蕨根。拿回家，捶绒，过滤，将淀粉取出，和上任何野草都滑腻，容易吞咽。有的人舍不得蕨根淀粉上面那一层细腻的“都泥子”将其吃掉，结果，这些人又患了便秘病。
以后就是大量出现干肿病。干就是瘦，瘦成薄皮包着的骷髅。然后就肿，浑身像将要吐丝的蚕子。医学上叫“营养不良性水肿”，但是，上级不承认，硬说是吃了太多的盐。结果，连盐也要限制。我们吃这些野草，连调味品都没有了。
我的父亲，和大家一样患了干肿病，母亲几次昏死，居然活了下来。满妹汪玉珍12岁，不幸死于干病，瘦死于家中。嫂嫂莫桂云，36岁，患了干病，几次死于路上，被人扶回来，有幸死于床榻，没有成为饿殍。在农村，我们吃过“糠粑”、“枇杷皮粑”、“肉榔树皮粑粑”、“蒿子叶粑粑”、“香叶粑粑”“叫草粑”“苎麻根粑粑”。
[见]在濯水中学读书时，一位姓何的同学，偷了学校食堂的食物，被工人打得七窍流血，倒在图书室旁的水沟边，由于他偷了许多同学的东西（一点点儿食物），大家都恨他。他被开除，爬着回家，到“大转拐”（离学校两三里路）这个地方死了。
一位老师，饿极，偷学校的饭，被开除。
梅子关公路坡陡弯急，运粮汽车速度极慢，一个名叫胡杰成的农民，在1961年，公然扒车偷粮。被抓获，判死刑。1963年，学校复课，我就读于黔江县中学，看见他被枪毙后的尸体。脑壳被子弹打破，脑浆涂地，鲜血染了好大一滩。当时，我觉得此人“罪有应得”。现在，看法有些改变。人不饿极，谁愿拿性命换粮食？
[闻]在我旁边的一个社员饿得头昏眼花，挖蕨根时昏倒了。他醒来后，大骂毛主席。“狗日的xxx啊，我往年给地主当长工，一天三顿饭，送来晏一下儿，就要遭我们噘，这刻儿喽，不发粮食，市场上不准卖粮食，没有粮食卖，还不准烧火，不准推磨，不准吃盐，哪朝皇帝有这么刮毒啊！”我听了他的反动话，吓得直抖，也没有人揭发他。若有人告他的话，他就死定了。
黔江县中学一位师傅偷吃专供领导吃的牛肉松，等他吃饱，喝了几杯水，牛肉发胀，几乎胀死，弄到县医院动手术，取出一大盆牛肉。
黔江县金洞乡某老妇吃死人。公社干部抓她时，还见她家鼎罐里有人肉，坛子里有臜人肉。
黔江县马喇公社回龙大队有一姓杨的社员，其子12岁左右，常常偷集体包谷，他代替儿子挨批斗。儿子却屡教不改，眼看要成“反革命分子”，杨姓社员只有用铁丝穿过儿子的锁骨，拴在磨子边。儿子惨叫三天三夜而死。
我的幺妹嫁到黔江县五里乡鹿子坝村。据说，该村原有200多人，灾荒年死掉大半，只剩几十人。
从莫言的文章中得知，远在东北高密，其灾荒情况也大同小异。他们吃煤炭，我们这里还没有。他们那里吃人，我们这里也有人吃人。那时候，毛主席的英明政策造成全国一盘棋。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地方长官严格执行毛主席的政策，该地灾荒严重，饿死人多。当地领导对毛主席的政策“阳奉阴违”，灾荒小，饿死人也少。
【权威资料】《黔江县志》《社会编-第四十四章人口》594页，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一版。
黔江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县总人口267786人，男，142484人，女，125302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总人口254403人，男，132141人，女122262人。
扣除正常年景年人口增长率之外，三年之内，总人口减少13383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三人。其中男减少10343人，女减少3040人。可见，以男性饿死最多。女性死亡的3040人中，有我的满妹和嫂嫂。若把非“灾荒年”的1953-1958加上1963-1964年共8年增长的人口算进去的话，三年灾荒饿死的人数远远不止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三人。
人们常常将一个县饿死上万人的罪行嫁祸于三年“自然灾害”请看权威资料。
《黔江县志》《地理编-第八章自然灾害》8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一版。
年份灾害类型天数最大日降雨量
1959伏旱、秋旱8233
1960伏旱、秋旱57102
1961夏伏旱、秋旱4762
1962伏旱、秋旱6761
1963伏旱、秋旱4794
1964伏旱、秋旱4381
1965秋旱2358
1966伏旱、秋旱8854
1969伏旱、秋旱6098
1971伏旱、秋旱6980
1974伏旱、秋旱68124
1978伏旱、秋旱74120
1981伏旱、秋旱7686
从上表可见，1959年的伏旱、秋旱82天，比1966年的88天少6天。1960年伏旱、秋旱57天，1961年伏旱、秋旱47天，与1974年秋旱68天，1978年76天比较，那算轻的。“1981年5月31日至1982年1月中旬，仅降水7.8㎜，是建国后，雨量最少的一年。”1959至1961三年灾荒也不算降雨量最少的年份。
《黔江县志》没有关于三年期间洪涝灾害、风灾、雪灾、冰灾、虫灾、地震、海啸、火山任何自然灾害的资料。
此后年间均无全县范围内大量饿死人的事件。把死掉万人以上的责任推给“自然灾害”，老天不容。黔江县那远远多于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三条人命若真有在天之灵的话，他们怎么想呢？他们会不会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