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摩登时代：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世界》（秦传安译），第13章，“恐怖带来的和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28-633页。
当然，有人认为，不管怎么说，“大联盟”（注：反法西斯同盟）还是利他主义的，但这个观念从一开始就是个幻想。这个幻想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制造出来的，部分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部分是因为他确实相信这个。他那些有长期和斯大林及其政府打交道的专业经验的同胞激烈而绝望地反对罗斯福的路线。劳伦斯·斯坦哈特继戴维斯之后出任驻莫斯科大使，他和国务院一样持强硬观点，他们被称作“里加派”：
英国和美国的做法在这里必须解释为软弱的标志……这些人一旦意识到我们在安抚他们、补偿他们或需要他们，他们便立即停止合作了。……我的经验是，他们只对武力做出回应，如果不能诉诸武力，就诉诸东方式的直接易货交易。
罗斯福不会这么干。希特勒宣战使得苏联成为美国的盟友，那个时候罗斯福就设计出了一些程序，绕过国务院和大使馆，直接跟斯大林打交道。他的中间人是哈里·霍普金斯，一个政治贩子，他汇报说，很自然，斯大林喜欢下面这个想法：“他不信任我们的大使或我们的任何官员”。罗斯福还想绕过丘吉尔，他认为丘吉尔是个不可救药的老帝国主义者，理解不了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1942年3月18日，他写信给丘吉尔：“我知道你不会介意我的直言不讳，我要告诉你：对付斯大林，我亲自上阵可以比你的外交部或我的国务院干得更好。斯大林痛恨你所有的高层。他认为他更喜欢我一些，我希望他会继续这样。”这种虚荣自负由于惊人的天真而变得更加糟糕——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张伯伦当年相信只有自己能够“对付”希特勒。他并不相信斯大林想要得到领土。他指责丘吉尔：“你的血液里有400年的贪梦本能，你只是不理解，一个国家可能并不想获得某个地方的土地，即使它能够得到。”谈到斯大林的时候，他说：“我想，即使我把自己能够给他的一切都给他，而且不从他那里要求任何回报，以他这样位高权重者的品德，他不会试图吞并任何地方，而且会为了一个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跟我携手合作。”
罗斯福的盲目轻信对战后欧洲稳定构成的威胁最早在德黑兰会议上变得明显起来，1943年11月，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出席了这次会议。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主席艾伦·布鲁克爵士这样总结道：“斯大林把罗斯福总统揣进了自己的口袋。”丘吉尔对他的一位部长哈罗德·麦克米伦抱怨：“德国完蛋了，虽说还要花些时间来清理垃圾。如今真正的问题是苏联。可我没法让美国人认识这一点。”整个1944年，尽管成功发动了对欧洲的反攻，但丘吉尔的焦虑却与日俱增。在盟军于1944年7-8月实现突破之后，前进的步伐慢了下来。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拒绝接受这样一个重要观点：他的部队挺进中欧的程度将事实上决定战后的地图。他强调：我不愿意为了纯粹的政治的目的而让美国人冒生命危险。
当苏联人前进的时候，他们让自己的敌对意图变得足够明显。占领了德国人设在格丁尼亚的潜艇实验站之后，他们拒绝盟国的海军转接染指它的秘密，尽管太平洋战役依然如火如荼，装运武器去苏联的护航舰队依然处在潜艇的猛烈袭击之下。美国的将军们希望最大限度地维护与苏联武装部队的合作，好让他们能尽早把部队转到东方去结束对日作战（同时希望有苏联的大力支持），然后全部打道回府。正如丘吉尔所认识到的那样，那会把英国人留在欧洲战场上，以12个师（约82万人）面对苏联的1.3万辆坦克、1.6万架前线飞机和525个师总共超过500万人。正如外交部的备忘录所写的那样，他的任务就是发现如何“利用美国的力量”，驾驶“这艘难以驾驭的大船”，驶入“正确的港口”；否则的话，它就会“在汪洋大海中颠簸飘摇，这对航行来说是一个孤立的危险。”
丘吉尔决定推行双重政策：在他还能讨价还价的时候实实在在地跟斯大林讨价还价，同时试着把罗斯福拧紧到顶点。
1944年10月，他去了莫斯科，把他所说的一份“淘气的文件”塞给了斯大林，由于“斯大林元帅是个现实主义者”，文件便提出了列强在5个巴尔干国家的“利益比例”，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将在苏联与其余国家之间瓜分，各得50%；苏联得到罗马尼亚的90%，保加利亚的75%；而英国与美国一起得到希腊的90%。根据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所做的记录，斯大林在保加利亚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他明显想要90%；然后他用一支蓝色铅笔签署了那份文件。他还同意遏制意大利共产党。
这份“淘气的文件”实际上是试图把苏联排除在地中海之外，其代价是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作为卫星国送给苏联。丘吉尔的算计是，希腊是可以从这场大火中救出来的唯一一块烧焦的木头，因为英国军队已经在那里就位，他在莫斯科得到的是斯大林同意让英国放开手脚——而且立即派上了用场。12月4日，当内战在雅典爆发的时候，丘吉尔决定使用武力：他忙到深夜，一直在发电报，“坐在扶手椅里转着圈，对着发报机向莱顿小姐口述电文，后者对老头在官方术语中夹杂着的许多亵渎上帝的言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发给英军指挥官斯科比将军的那封关键电报强调：“我们不得不占领并控制雅典。尽可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一件大事，不过，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流点血。”实际上，尽管地中海战区的稳定直到1948年4月共产党输掉了意大利的选举之后才得以确保，但丘吉尔还是通过他在1944年晚些时候的有力政策，从而有效地、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苏联排除在地中海之外。
但丘吉尔无力挽救东欧。正如他在内阁会议记录中所写的那样：
目前，阻止事态全面崩溃超出了本国的能力。责任在于美国，我的愿望是竭尽全力支持他们。如果他们觉得什么事情也做不了，那我们就只好顺其自然了。
但是，在1945年1月决定性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却故意阻挠丘吉尔试图提前协调英美政策的努力，埃夫里尔·哈里曼说，他并不希望“加深苏联人的怀疑：英国人和美国人将协同行动”。当波兰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罗斯福满足于苏联同意举行选举，“所有民主的、反纳粹的党派都有权参加”，但他并不支持英国的要求：对投票进行国际监督。相反，他拿出了一篇典型的罗斯福式的修辞文本，一份《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含糊其辞地承诺“所有民族有权选择他们生活于其下的政体”。苏联人高高兴兴地签署了这份宣言，尤其是在他们听到了罗斯福令人震惊的宣告之后，他宣布：所有美国军队都将在两年之内撤出欧洲；这正是斯大林想要听到的。
冷战可以说是雅尔塔会议的直接后果，可以准确地追溯到1945年3月。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苏联自1917年10月便发动了冷战：它是列宁的历史决定论所固有的。打从1941年6月起，实用主义的联盟纯粹是个障碍。不可避免的是。斯大林迟早会重新开始他充满敌意的掠夺行为。他错就错在动手太快。这倒不是说他很急躁，像希特勒那样。他并不相信迫在眉睫的末世论。但他很贪婪。他太谨慎了，不可能仿效希特勒的榜样：系统化地制造掠夺的机会，但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要利用这样的机会。他最明智的策略是按兵不动，直到美国人消失在大西洋彼岸。可是，眼睁睁地看着波兰这颗果实已经熟透，他忍不住摘了下来。
罗斯福的助手莱希海军上将是美国代表团中最顽固的成员，他甚至在雅尔塔会议上抱怨，波兰协议是“如此富有弹性，以至于苏联人完全可以把它从雅尔塔一直拉伸到华盛顿，而在技术上不会弄断它”。但是，雅尔塔会议为兑现自由选举担保而成立的委员会刚刚在2月23日开会，有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斯大林打算无视自己的担保。决定性的时刻出现在3月23日。当时，莫洛托夫宣布，选举将按照苏联的方式举行。两天后，当罗斯福得到哈里曼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时，他抡起拳头猛捶自己的轮椅：“埃夫里尔是对的。我们没法跟斯大林做生意。他违背了自己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一句诺言。”1945年3月8日—4月12日，丘吉尔接连给罗斯福发出了13份强有力的电报，这些电报对罗斯福的政治教育很有帮助；他的幻想终于破灭了，只好去沃姆斯普林斯等死。他告诉一位记者：斯大林要么并没有掌控一切，要么“是个说话不算数的家伙”。
然而，在他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里，罗斯福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鼓励艾森豪威尔迅速向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推进，像英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蒙哥马利将军难过地写道：“美国人不懂，如果在政治上输掉这场战争的话，在战略上打赢战争就没多大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