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油管网红郑国成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抨击 中共当局的影片，引爆了舆论。而他的愤怒和这样做的原因，源自他的家乡吉林省安图县因林业资源纠纷引发的长期官民冲突。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官员们在利用公权力，使用多种手段侵夺民众的利益。
纷争频出：郑国成家乡的官民林地纠纷
据本台3月17日报道，油管（YouTube）上的中国“五毛”网红郑国成在3月11日发布了一条抨击 中共当局的影片，从而引发热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影片中，郑国成的一段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十多年前我们村就讲，按照国家林业局的政策，按户分山、人人有份，今天都分不下来，都是开玩笑、扯淡吗？讨论好久就是分不下来！”
在这段影片中，郑国成曾与多位质疑他的“五毛”进行争吵。
郑国成的家乡位于吉林省安图县新合乡大桥村，他的父母分别是山东移民与朝鲜族人。在新合乡，曾有过多起因林业资源纠纷而产生的“民告官”事件。在2014年和2017年，该乡十骑村的农民赵千植（朝鲜族）和李文义都曾起诉过安图县政府和延边州政府，起诉的原因是十骑村村委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承包的林地收走并转租给他人，而当地政府则未能维护他们的林地使用权。两人的数次起诉，至今未有一次能够获胜。
安图县境内的山地与森林
安图县位于吉林省东部毗邻朝鲜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处长白山脉北麓，是一处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6%。当地地形崎岖，山林众多。而丰富的林业资源，便主要分布在安图县的山地中。
郑国成在他的影片中，谈到了在分配林地的过程中，公务员比百姓能够获得更多资源的问题。他激动地说：“我们延边地区，包括我们县，七山二水一分田，只有一分田啊！七山啊！现在山在哪儿？都是当年国有林业局的那帮人把握着……一卖几百万，卖、卖、卖、全卖了，老百姓一分钱得不到。”
可见，在郑国成的家乡，官民之间因林业资源分配问题产生的纠纷十分严重。
利之所趋：干部为什么要和平民争夺林地？
那么，为什么当地官员们会和百姓争夺林地呢？这要从中国的林地承包制度演变说起。
中国的林地承包政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由农民承包的林地，为原有集体经济组织下分配给农民的“自留山”和“责任山”。此后， 中共当局又鼓励农民承包集体荒滩，并在1994—1996年间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开放了农民对“四荒”（即荒山、荒滩、荒沟、荒坡）的使用权。
关于当时投资荒山所能带来的巨大收益，现居加州、同样出身于吉林省东部山区的刘先生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1996年，他在家乡以60元一亩的价格买下了200亩荒山的使用权，并投资了5万多元经营林业。1998年，因生意亏损，他将林地转卖：“买地这个人是市里的一个领导的亲属，他知道要在山上选址建滑雪场，然后他就买去了。买去了之后他只卖掉了100亩，然后卖了120万。你有（有关系的）人，能提前知道这个信息，能把投资拉过去，那你就发了。”
如此巨大的收益，令出售林地成为趋之若鹜的事业。郑国成所说的国有林业局人员出卖林地，“一卖几百万”，就是指这种现象。
林地的巨大收益，也会引起村干部的抢夺。延边州的朝鲜族居民有前往韩国打工的习惯。而趁村民出国打工时夺取村民林地，就成了干部使用的一种手段。
对于上述现象，曾在林业资源丰富的黑龙江省鸡西、鹤岗两市担任副市长的李传良分析说，在中共“选择性反腐”和官官相护的前提下，平民难以告倒官员：“现在林子的问题很简单，你看郑先生讲的，大块林子在谁手里、小块林子在谁手里，都知道，也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一系列的，那么你（按：此处“你”指平民）反没用，上面不批、不反他，你再反腐、再监督有什么用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台3月17日的报道中，曾提到过近年来大成村村民李东灿（朝鲜族）起诉村长李明灿夺取其林地，并转租给原延边军分区副司令员金文元，最终被驳回诉讼的案例。而在2012年，金文元曾被吉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倾心服务边疆群众的模范”称号。
原延边军分区副司令员金文元
上访无门：农民艰辛的维权之路
在郑国成的影片中，一位“五毛”曾质疑他为何不进行上访。郑国成也在影片里表示，自己曾试图向更高级别的部门上访，结局是：“给我的文件就是打回乡镇解决。到乡镇，啥也解决不了。”
那么，郑国成上访为什么会这么难呢？
2014年5月，中国信访局曾印发文件，表示将不再接受“越级上访”。根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2015年6月30日报道，安图县因向民众开放了“诉求服务中心”，“解决各类群众诉求1.1万余件，办结率98％以上”，导致该县信访量急剧下降，由延边州最多变为最少。然而，郑国成的遭遇，显然不在这些被解决的“各类群众诉求”之列。
李传良则从他的工作经验出发，讲述了当地民众上访困难的原因：“现在上访稍不注意就被抓，你稍微说点过头的话，你就是‘颠覆政权罪’。现在都是在推，各部门都推。明显摊在它身上不得不推的时候，它也是给你能往下拖则拖，而且最后一定要走程序。”
在近日对郑国成进行质疑的“五毛”中，还曾有人表示就算地方官员有腐败问题，公检法系统仍然往往能比较公允地处理官民纠纷。对此，李传良也表示不同意：“现在法院办案、定案必须得向政法委书记汇报。你依法断案，依法判案，对不对？‘依法’也得报，是什么概念？那不就是罪名得上面定完才行，上面不同意是不行的。”
郑国成的怒吼：不仅是个例
在影片里，郑国成还曾一边拍桌子、一边发出这样的怒吼：“清朝是封建社会，已经那么差了。封建社会是什么？官员贪污钝刀子割头、老百姓快刀子。现在呢？我最近看了很多，老百姓贪污、偷一万，判三年。（官员）贪污一百亿、好几亿，判三年，凭什么？如果这个标准，你贪污比老百姓偷窃更轻吗？贪污一万块钱至少三年！超一亿‘诛十族’！凭什么不诛！”
而一位“五毛”曾发出质疑，表示当地平民之所以在官民林地纠纷中不能胜诉，是因为法院尊重“商业契约精神”，不能将已承包给官员的土地再转让给民众。而民众之所以承包林地不多，一大原因是民众不清楚投资林地所能带来的收益。
对这种说法，李传良从他的工作经验出发，进行了否定。他表示，之所以有的民众未能积极承包林地，很大的原因是干部刻意不进行宣传，从而借此谋利。他表示：“所以，那位五毛说的太片面。我认为，这现象有没有？肯定有，还有懒人呢，他看见他也不干，那是个别现象。还是当官的借机会，不往下宣传政策。”
尽管中国林业局在2009年已提出要按照“按户承包，按人均山”的原则分配林地，但在郑国成的村子，民众依然难以分到林地。
刘先生则表示，在他的家乡：“山地流转，林业局、林业站的那些人，利用手中职权，弄来弄去就把地弄成自己的了”。当地国土资源局官员也有一个“发财途径”，就是以缺乏“准采证”为借口，向砍伐自身林地的农民征收高额罚款：“你伐木的时候就找个地痞无赖盯着你。你伐木了之后，然后他们就上山去查，查你刚伐下来多少木。因为新砍的树一眼就能看出来，然后就往死里罚。”
对于上述现象，李传良发出了质问：“这么多年，为什么中共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给了东北那么多政策，东北彻底还是不行？东三省的林子都很大，国家林、地方林很多，林业工人现在很困难，老百姓还这么穷，这个问题怎么没人去研究它？实际上研究了，这个体制行不通、没人管。”
官员与民众争夺林地、滥用权力不执行有关政策并征收高额罚款，民众则上访维权无门，构成了安图县乃至东北各地官民林业纷争中的种种乱象。郑国成的遭遇和安图县的情况，事实上并不是个例。而郑国成的愤怒，正由此而来。
在影片的结尾，郑国成在酒意中发出了绝望的怒吼：“我自己就实名往上信访了三次，没有用……我一定要解决这个地方问题。我今天把话撂这儿，我只有两个月时间，两个月之后解决不了，我就直播自焚！我这话放在这儿。不极端怎么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靠扯吗！扯淡吗！扯了十多年解决什么了！”
目前，在中国网站知乎、哔哩哔哩上，郑国成的账号及频道均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