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群越南人搭乘一艘小船，在大海中飘荡，最终逃离了越共的统治。示意图。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每个逃离越南共产党的“船民”都有不同的故事。对陈平（Binh Tran）来说，他的旅程涉及到他和朋友一起建造的一条船。
1975年4月30日，当最后一批美国人撤出越南时，北方越共的军队和南方的越共部队占领了南越的首都西贡，也就是越南共和国的首都。这一时刻，现在被称为越战的结束、西贡沦陷，也彻底改变了南越人民的生活。
在越南，陈先生曾经是一个年轻的药剂师。在1976年共产党统一了南北地区后，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随之而来是自由的丧失，这些促使他要离开那里，去寻找更好的生活。
“当时，你想说点真话，你就不可以说。如果你想做一些有成效的、对周围人有益的事情，你都不可以做。你不能这样活下去。”他用蹩脚的英语向《大纪元时报》“十字路口”节目解释着。
他说，越南人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状况。即使他们这样做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现状。
“我们只是想说实话，（比如）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你想怎么做才能改善它？但我们不能说。”他说，“如果我们想做得更好，我们还不知道哪些是不好的、需要改善的地方——但不行，你又不能说任何负面的东西。”
他补充说：“你知道人们吃不饱饭。现在比如说，怎么去改善呢？老百姓没有足够的药品，如何去改善？没有人会听你的任何建议。这就是问题。”
陈先生指出，新当政的越共希望对生活曾在前越南共和国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进行“再教育”。因为他在越战期间没有直接参与抵抗共产党，所以没有被送进再教育劳改营。但他还是受到了其它形式的惩罚。
“说起我那时的人生，那时我被越共洗脑了一年的时间，被逼迫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理论，有多么美好，（其意图是）然后你就会忘记其它的一切。”他描述道，“但肯定的是，他们做不到，他们做不到。我们那时足够智力成熟了。”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每个逃离越南共产党的“船民”都有不同的故事。对陈平（Binh Tran）来说，他的旅程涉及到他和朋友一起建造的一条船。（英文大纪元视频截图）
强迫劳动
陈先生在地里被强迫劳动。
“他们强迫我们去劳动，真正的体力活！你到地里去，你必须挖土，在那里修建防洪堤。”
“共产党会把我们转移到田野里，而不是集中营里，几天后，我们又回到学校政治学习几天。然后我们又会被转移到另一个田野。事情就是这样。”他说。
“劳动和政治学习，他们想给我们洗脑。但他们做不到。”陈先生说。
陈先生和他的同伴们，一个大约5个人的小组，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建造了一只船。它的尺寸为6英尺（1.8米）×15英尺（4.5米）。如果算上船的一个特殊的尖头部分，大约是18英尺（5.5米）。据陈先生介绍，该部分的设计是为了“减弱波浪”。
那艘船最终将容纳58人，尽管他们设计只能容纳约25人。
逃生过程中真是困难重重。陈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贿赂一名警察，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进入到越南最南端的头顿角（Vung Tau Cap）地区，这样他们就可以将船运往更南端的海边，随后他们不得不尝试贿赂另一名警察以达到目的。
“然而，这次并不像第一次那样顺利。我们一些人被逮捕了。”陈先生说，他解释说自己并没有被捕。“主要是这群人的首领（我的朋友）被逮捕了，而且我朋友家里的其他成员也都被逮捕了。”
陈先生成了这伙人中唯一一个能够领头继续逃亡的人。“所以，我是唯一剩下的一个知道如何逃出国的人，并可以决定是否还继续逃跑行动。”他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暴风雨很猛，很猛的。但我做出了决定，‘是的，我们必须逃走。’”
他继续说道，“所以我不得不孤身一人再去联系那位警察。头顿角（Vung Tau）的警察大约有100人，我必须从中找到我们之前贿赂的那个人。”
被暴风雨“保护”
他们之前收买的那位警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指南针和一些汽油，他让一个渔民帮忙把陈先生送到“8号浮标”的位置。
“我不得不允许这位渔民的家人也和我们一起乘船出逃……因为船上已经有一个他的家人了。”陈笑着讲述道。不过，那位渔民没有决定一起离开。
在陈一伙离开的时候，警察闻讯也追上来了，但由于猛烈的暴风雨，最终他们还是逃脱了。
“警察在追我们，但后来，幸运的是暴风雨太猛。大约15分钟后，他们放弃了。显然他们不想冒生命危险。”陈先生回忆说。
在警察放弃追赶后，陈随后就晕倒了，并在船上睡了两天，而一个16岁的男孩帮助导航，他当时是唯一一个知道如何导航的人。
当陈醒来的时候，他的船遇到了一艘大船。虽然这艘船没有收留这群58名难民，但却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物资，包括另一个指南针和更多的汽油以及牛奶。
“我喝了牛奶，恢复了体力，又开始工作了。”他讲述道，“又过了两天，四天，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坐在后面，我们在那里摆弄着船的马达，然后我看到一只小飞虫……一只很小的虫子在飞！”
船上的难民们就开始四处寻找附近陆地的蛛丝马迹。他们认为他们看到了远处的陆地，就像一个“铅笔尖”，陈说。当他们试图接近陆地时，这个“笔尖”显得越来越大，直到傍晚时分，一场强烈的风暴袭来。
陈说，为了抵御暴风雨，船上的人放下了锚，让发动机缓慢运行。
“但到了早上，一切都坏了……锚也没了。船也开始不稳了……我们船的马达也坏了，我们不可能再往前走了。”陈说。但他有一个最后的希望，一个应急计划。
“我带了一盏灯，而且光很亮。而我的一个在船上的朋友，他知道如何发送SOS信号。他发出了SOS信号。”他说。
信号引起了远处一艘小船的注意，前来帮忙。船上的一名警察和另一名男子告诉他们，他们已经到达了一个很小的印尼岛屿，劳特岛（Pulau Laut）。
“从那里，我们不得不转到另一个岛……然后又转到另一个岛，库库岛……再转到加朗（Galang）岛。从那个岛开始，我们见到了世界各地的代表。他们采访我们。美国代表团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进行了面试，随后我们获得了政治庇护。”陈说。
在前往美国之前，他和朋友们在加朗岛难民营度过一年多时间。
陈说，他坚决要离开共产主义。“你想生活在一个不能说真话的国家吗？而你想生活在一个你想为人民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但你不能做的国家吗？”他问，“那里没有言论自由。你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有自由去你想去的地方。你无法为人民做什么事情。你不可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