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的历史，终于画上句号。一切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林郑月娥去年亲口说，送中条例“寿终正寝”。
“寿终正寝”四个字，用来形容一条法例，有嫌太隆重，因为法例从来也没有生命，但用来形容这座独一无二的城市，就比较合适了。
香港从1841年开埠，一开始只是一颗“小破石头”（据说是慈禧太后原话），然后许多冒险家、江湖浪人便从英国、美国、欧洲、中东、印度各地涌来，临近广东的华商和苦力只是和他们一样的移民，香港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那时候香港有一个庞大的欧亚混血族群，他们不但从事买办、也开医院、办学校，慈善团体，应该说，扎根最深的香港人，其实不是华人，更加不是中国人（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混血儿以及许多习染英国文化的高等华人，譬如最早封爵的其中一位，大律师、医生和议员何启。
应该说，半唐番才是香港的根本，香港的许多“本地人”，都是自己故国里的异乡人，曾为香港战死的，除了所谓的“洋人”，也有印度兵和啹喀兵，他们的后代，也有不少人在反送中运动中流血流泪。
香港中英夹杂的独特语言，和最初半唐番的出身，才是一脉相承，我曾经也对这种表达方式抱有一种“原教旨式”的抗拒，反对“两沟”，因为许多港人有海外读书、生活的背景，渐渐衍生出一种势利的所谓“港女腔”，和“地痞”式的本土语言，隐然形成社会阶层冲突。
但不可否认，中英夹杂的语言已经成为文化特色，有日本 Youtuber表示，日本人发现普通香港人其实英文不流利，大吃一惊，他们对亚洲地区的其他人没有这种期望，但是香港人怎么可以说不好英文呢？！实在难以接受。
这是因为，香港的“混血土著”渐渐边缘化，中国政治动荡凶险，极大改变香港的面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香港便成为收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避难所：上海和岭南的资本家、知识分子、作家演员纷纷涌入，当然更多的是难民，中文地位上升，大学生“认中关社”，寻找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甚至希望（妄想）自由之花，能从香港开到中国。
但自由是从哪里来的呢？自由并不是以热情和善意就能浇筑传播，为什么英国可以如此举重若轻，便给予了自由？这才是真正应该问的问题。
渐渐，半唐番就退出历史舞台了，许多香港人其实不认同英国文化，除了不得不使用英语之外。
我想，这会不会是林郑月娥这样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虽然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接受的也是英式教育，甚至声称自己是天主教徒，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长大、工作、成家，赚取高薪，“受恩深重”，最终会背叛香港的根本原因呢？他们其实对英国文化既没有感觉，也没有深层的认识，和许多港妈一样，只知道儿女要读英文学校，然后去英国读大学，或者拿到英国认可的专业证书，就足够了。
这样的人应该很多，譬如林郑整个“班子”，许多地区的裁判官，“建制派”的议员，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也都享受了香港最好的时光，大概也能说流利英文，可是又怎样呢？在文化上，在政治立场上，他们并不认同英国的价值观，或者说，从来也不在乎。
英国的政治传统奠定香港的根基，但是上一代的香港人，尤其是当权的所谓精英，即使他们的儿女和别墅都位于英国，并不认同英国；中国的政治险况迫使许多人逃难，但他们还是深深认同中国文化。从大中华的角度来看，英国只是“蕞尔小国”，因此殖民地历史带来的羞耻感一直不灭，“二等公民”之说深入人心。
但是，这种“低人一等”的自我想像，很长时间内没有化为动力去追求“公民权益”，譬如选票的权利和纳税的义务，对于政府权力的制衡和监督。由于并不理解真正的一等公民是什么概念，于是，不管谁做皇帝“还是要揾食”的信念一直没有什么突破。以至于中国的网民一直以嘲笑的口吻质问，“英国人管治香港的时候，你们也没有要求民主！”什么是香港最重要的？他们不甚了了；如今香港毁灭，他们当然也不心痛。
奇的是香港新一代，既没有经历过殖民地之治，又见证中国“崛起”的时代，香港过去有多么好，对他们而言都是传说，但香港的身份认同，居然是在这座城市临终的前夕，才终于诞生。这样的安排到底有什么天意？或许非我们凡人的智慧所能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