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发生后几天，部分英国民众前往伦敦中国驻英代办处抗议，代办处工作人员在门外“迎战”
使馆派送语录、像章引发中缅冲突
“文革”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1967年6月，中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
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他们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一种徽章，目的是效忠英国女王。为此，缅甸政府曾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校方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6月27日、28日，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政府调来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中国援缅的一名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
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为防止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冲击使馆，周恩来立即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意外。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
火烧英国代办处使中共付出重大代价
1967年8月，“中央文革”大员王力到外交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权。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夺权，领导瘫痪。
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
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接着，“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于东、西两院放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
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有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23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外交部夺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
周恩来命令北外“红旗造反团”撤离外交部，并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很快，中央决定对王力等人实行隔离审查。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坏了中共的国际声誉，在对外关系上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迫使中共当局付出重大代价以善其后。
中南海接线员痛骂“苏修头子”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后，勃列日涅夫担心两国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于是通过电话想找毛泽东主席沟通一下。
当这位苏联党政军一把手将电话打到中共中央总机室，刚说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的年轻话务员断然说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说完挂断了电话，致使中苏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得以通话，几乎酿成两国更大的武装冲突。
而这位话务员还得到了康生的表扬，说他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文革”中种种错误做法严重破坏了中共正常的外交工作，当时已经与中共建交或正在谈判准备建交的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中共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共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
对此，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专门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向世人发出了中共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关系的重要信息。随后，中共开始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并在一定的场合，主动承担了因我而起的外交纠纷的责任，逐步恢复并发展了与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