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期待中共极权民主转型
中共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由来已久。早在1991年，国会在年审时就已经要求总统采取具体行动，反制中共盗取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可是为什么那几任总统都没有像川普一样反击中共的贸易入侵？这个问题涉及多种原因，包括两次海湾战争、911恐袭及随后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使美国无暇兼顾等，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对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认识误区。
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的主要特点就是，只要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对当权者的统治不构成实质危胁，人民尚能享有相当多的自由。比如民国时期，民间可以办报出书，结社组党，信仰宗教，自由经商、择业、迁徙、出国，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国民政府不干涉教育，保障学术自由。那时新闻检查也并不严格，人民可以批评政府和领导人，而没有人身和财产安全之忧。连中共的《新华日报》都可以在重庆公开发行。称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为自由中国并不为过。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威权体制的领导人纵然有专制的一面，但也有人性良知的一面和道德底线，即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国民政府迁台后施行戒严，实际上是失去大陆后矫枉过正的反措施，毕竟对共匪疏于防范及政策漏洞而导致的血的教训不能不记取。但蒋氏父子，都认同中华传统价值，弘扬中国儒家文化，也保护宗教自由，维护传统道德，治理国家不违背道德伦常，政策设计也符合常识理性，即使对政敌也不会痛下杀手，在私德上亦不失为君子。蒋中正本人更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于三十年代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就融合了儒家的伦理和基督教的教义。他在台湾的土地改革，由国家赎买地主土地廉价卖给农民，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鼓励地主用国家补偿从事工商业或创业，为台湾的经济腾飞打下基础。蒋经国执政后期，则顺应世界潮流和民意，推动政治民主化，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展现了可贵的政治胸襟和统治道德，不愧为一代伟人。
也就是说，威权体制与美国等民主国家有相似的价值观，有相通相容的基础和可能。中华民国与大韩民国都坚决反共，自然而然成为美国和自由世界的盟友。
而
独裁者通过洗脑和暴力，不但要人民表面顺从，而且要奴化人民至内心服从，否则就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甚至生命危险。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异见派别也毫不留情地整肃清洗。对于强权和极权的区别，数十年前的海归学者储安平先生在中共篡政窃国前就有过精辟的论述（大意）：民国时期，民主自由还是多和少的问题，而一旦共党当政，就成了有和无的问题了。即便在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开明派主政时期，共产中国的自由度与民国时期相比也有天壤之别。
而中共暴政又是极权中最邪恶的一个。与民国的威权相比，中共还不只是有无民主自由的问题，而是魔鬼与人类的区别问题。
中共的所谓初心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用暴力推翻现行正常的社会制度，因此它从建党开始就是一个冷血嗜杀的恐怖集团，同时也是一股逆天叛道的邪恶势力。它们不仅要消灭私有制和其所谓的剥削阶级，更要颠覆传统道德和普世价值，摧毁一切信仰，无论是本土的儒释道还是外来的基督教。要达此目的，它依靠“痞子”运动起家，网罗鼓动一群乡村流氓、社会渣滓造反乱世，另一方面尊崇党性高于人性，用所谓党性（实为魔性、兽性、痞性）压制、绞杀、毁灭人性，把党徒再造成反人类、反文明、反伦理、反道德、反理性的变异人种。
因此，中共尽管有人的外表，但由于内心早已魔变，实为魔鬼的化身。中共魔鬼为达到目的可以没有底线，无所顾忌，不择手段。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共匪，为了筹措军饷和补充兵员，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义烧杀抢掠，绑票勒索。如朱德、陈毅等在湘南不但残杀士绅，还要烧光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农运大王澎湃把广东海丰变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屠宰场，甚至开人肉宴，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红十一军团政委方志敏所部，于安徽旌德绑架美国传教士施能达夫妇，勒索巨额赎金被拒，将二人斩首，震惊中外。彭、方二人至今仍是中共赞颂的英雄人物。
中共在其内部也同样实行铁血统治。少数良心未泯者若有不从，轻者受处分，重者被处决。红军早期领导人龚楚就因为反对滥杀地主，被周恩来撤职，并开除党籍一年，最终选择脱共叛逃。而周恩来本人也是被国民政府通缉的灭门案首犯，它率领共党暗杀队在上海勒死前共党同事顾顺章一家大小及亲友13人，其中还包括周的救命恩人。能在中共黑帮内适者生存者，尤其是共匪高官军头，基本上都恶贯满盈，人性全无。像驱赶平民作肉盾的人海战术、“兵不血刃”一举饿死长春几十万百姓的饿殍战术，都是只有魔鬼才能做出来的事情。
如今共产中国的当权者，就包括昔日“衣冠禽兽”们的后代和追随者。它们世袭了共匪前辈非法夺得的权力，也继承了共产主义反人类，反文明，无信义，无廉耻的流氓基因，甚至是禽兽之禽兽，邪恶之邪恶。中共禽兽之邪恶，穷尽文明人之想像力，也仍然会被低估。
中共暴政之邪恶是迄今所有共产国家之最，甚至把同是极权体制的苏联都甩在身后。斯大林是公认的冷血暴君。据解密的苏联档案记载，从1930至1953年，大约三百八十多万人被迫害，其中近八十万人被处决。而毛泽东在和平时期累计迫害致死达八千万国人。赫鲁晓夫回忆，1957年世界共党国家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商讨避免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毛泽东却在大会上声称，核大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六亿人，损失一半又怎样？毛的冷血，让赫鲁晓夫及东欧的共党头目们都目瞪口呆，毛骨悚然。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等继任者尽管仍是独裁者，但都没有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记录。赫氏本人还揭露斯大林罪恶，将其赶下神坛。而毛泽东死后，邓小平非但拒绝清算毛，他本人还一手制造六四天安门大屠杀。邓死后，江泽民又发起镇压法轮功运动，江下台后再由胡锦涛、习近平接力，持续至今已二十一年。江、胡、习等人都是人权恶棍，都背负有新的血债。继胡锦涛时期的萨斯瘟疫之后，习近平共匪政权再次输出更致命的武汉肺炎大瘟疫，直接威胁全人类的生存，整个世界仍处于无边的恐惧与黑暗之中。今年七月，习共又公然废除“一国两制”，强推国安法，把独裁暴政延申至香港。
苏共的政治迫害，主要是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而且以共党内部为主。斯氏死后，全国性的大规模迫害就基本停止，类似中共反右、四清、文革那样的极端政治运动在苏联也闻所未闻。苏联对政治犯的处理也不像中共那样赶尽杀绝。与中共相比，苏共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人道，难怪毛共斥之为“修正主义”。因此，苏共内部和民间良知未泯者和头脑清醒者仍大有人在。苏共高层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欣并非偶然。
而中共自篡政起各种政治运动几乎没有停息，波及共党内外各个阶层和共产中国每个角落。中共的逆向淘汰机制双管齐下，高效运转，一方面依靠暴力系统清除党内外有良知，有头脑的正常人，另一方面通过洗脑把国民变异成无灵魂，无是非，无人性的行尸走肉。川普染疫后，来自中共国的声声点赞提醒人们，极权体制下被长期洗脑的普通民众，既是暴政的受害者，又是同路人（其中为暴政唱赞歌之辈大有人在），就好像纳粹时期德国人民的角色一样。这也是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但是，美国政府中却有不少人把强权与极权混为一谈，幻想中共极权能像威权政府那样走向民主。比如，1997年国会议员博纳（Boehner，在奥巴马时期曾任众议院议长）就以台湾和南韩为例为对共产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辩护。他认为，台湾和南韩和平转型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得益于美国与两国扩展贸易，推动更大的经济自由。因此，与共产中国贸易正常化也会促使其走向民主化。当年力主助中共加入世贸的克林顿总统也说，中共入世后就会认同民主社会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互联网的发展也会使中共国更像美国云云。
里根总统曾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其实，美国的决策者们更应懂得孔子所言“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中共极权暴政所追寻之“道”，不但与自由世界不同，而且完全相反。它们永远不会认同自由世界的理念，也不会按文明社会的规矩行事。
事实证明，美国通过经济上的开放输血，促使中共极权暴政民主转型的国策，不但是一厢情愿的呓想，更是开门揖盗的蠢行。中共则充分利用美国化敌为友的“善意”，及深陷两场反恐战争的“良机”，靠低人权、低环保、无良加无赖的中共特色模式，疯狂吸血扩张，迅速膨胀坐大。中共倚仗不公平贸易积攒的经济实力，从不入流的共产破落户，摇身一变成为政治暴发户。美国的经济扶持没有如克林顿所说让中共走向民主，反而为暴政提供了合法性，因为中共聚敛的巨量财富，使其对内有底气鼓吹极权模式的成功，对外有本钱收买和绑架西方民主政体为其所用。换句话说，美国的绥靖政策大大强化了中共专制独裁的信心和称霸世界的野心，直到川普异军突起，主掌白宫，誓言让美国重归伟大，不再把中共暴政当作正常国家，情况才开始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