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魁习近平。（图片来源：法广）
中共近年来在国内与国际上变得专制和咄咄逼人，西方社会逐渐把其源头聚焦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身上。去年底《华尔街日报》发文称，后冷战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算，是误判了习近平。
由于距中共二十大换届不到两年时间，习近平是否留任成为西方关注焦点。4月2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了一份30页报告《习近平之后：后习近平时代领导人接班的预测》（After Xi: Future Scenarios for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Post-Xi Jinping Era）。
报告中分析了在2022年后，习近平去留的多种可能，包括交出权力、留任、遭遇政治对手挑战或政变、突然死亡或丧失行动能力。
报告写道，习近平领导下的真正麻烦在于，以和平和可预测的交权方式受到了挑战。报告认为，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却牺牲了过去中共四十年来定期和平移交权力的惯例。这样一来，他把中国（中共）推向了潜在的不稳定的继任危机，对国际秩序和全球商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中共官员不愿意公开讨论接班话题，但如何解决这个新出现的问题，对世界影响巨大。
中共接班人惯例被习近平打破
报告中说，中共内部一直权斗不断，而最高领导人的继承，几乎是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政治的核心戏码，高岗、林彪、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牺牲品。
邓小平在1982年通过宪法，对国家领导职务实行任期制，其后的江泽民，为了阻止乔石和李瑞环留任，分别在1997和2002年，将政治局常委年龄限制在不超过70岁和68岁。之后，中央委员会（不超过63岁）和政治局（不超过68岁）的年龄限制制度，成了中共所谓的惯例。任何超过63岁的人，都不能成为省级党委书记、省长或国务院高级官员。
直到2018年初，这个惯例在党内被广泛接受，中共的学者和官员，都强调1982年宪法对权力的限制，有学者称：“最多连续两届的五年任期已经进一步确立，并成为中国（中共）领导体制的主要特征。”
习近平上任以后，这种共识被打破。首先，2017年，胡春华和孙政才这两名潜在接班人，都被淘汰出局。接着，在2018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上，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被取消。
同时，习近平发起意识形态运动，严格控制言论，挤压异议空间。习近平还大大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之前的总书记和总理作队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党和政府之间的分工消失，前者将后者纳入其中。李克强在政策制定方面，基本上被降级。
习近平还积极宣传自己，来巩固权力。从2016年自封为中共中央“核心”，到2019年初颁布相关的“两个维护”，要求所有党员“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党中央的领导。
习的权力得到巩固，但没有任何指定的继任者，他正把中国（中共）及其未来带领到一个巨大的未知领域。
报告分析了习近平是否2022年留任的多种可能。
情景一和二：习2022年交权或留任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将在明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上，把权力移交给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人，三个最高头衔中，至少有两个可能被移交：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以让人相信这是真正的权力移交。理由如下：
首先，习近平在两届任期内，通过集权，强化了中共的领导，现在他的许多改变已完成，他可能会觉得，能安心放弃权力。
第二，习近平可能感到不得不下台的一个更直观的原因：个人安全。一个制度化的继位规则，能确保权力内部人员的预期，防止了政变的可能性，最终降低了领导人面对政变的风险。
习近平可能意识到，全面集权可能会激起中共内部的联合反抗，因此他可能会选择提前退休。
有学者研究发现，41%的独裁者在卸任后一年内经历了流放、监禁或死亡，而民主国家领导人的这一比例仅为7%。比如戈尔巴乔夫，正如一家俄罗斯报纸2021年3月在这位前苏联领导人90岁生日之际所调侃的那样：“他是俄罗斯千年历史上第一位自愿下台的领导人，他一直活着，而且很自由。”
如果习近平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他需要一个可以保证他安全的继任者。由于习近平反腐运动中的大清洗，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强大敌人，无论习近平选择谁作为他的接班人，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公开忠诚。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习近平指定了继任者，并交出了所有三个领导职位，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他将继续幕后指挥。
情景二，则是习在2022年不交权，即留任。
情景三：习遭遇挑战或政变
推翻习近平的阴谋，并不是凭空幻想。习近平在2016年发表的一份内部讲话中，谈到了旨在“破坏和分裂党”的“政治阴谋活动”。同年，时任中共证监会主席的刘士余，指控包括孙政才和周永康在内的失职官员，“阴谋篡夺党的领导权，夺取国家政权”。
当然，对政治阴谋和政变的担心，是大多数威权主义领导人的常态。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独裁者的权力，都是从高层内部被夺走，而不是普通群众。
即使习近平是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也要靠各种集团的支持。虽然习近平与中共精英之间达成的交易尚不清楚，但经济急剧放缓或对国际危机的反复处理不当，可能会使习近平团队更加脆弱。
尽管如此，成功组织一场针对现任领导人的政变，尤其是在列宁主义一党制国家的政变，是一项艰巨的挑战。首先的一个障碍是要在不惊动现任领导人及其安全机构的情况下，取得军事和安全部门关键成员的支持。
在没有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目前对习近平发动政变的可能性非常小。耶鲁大学政治学者丹·马特利（Dan Mattingly）通过研究一万多份中共军方任命的数据，发现习近平监督了中共军队的人事轮换，掌握了他们的民族、阶层和意识形态背景。
习近平对国内安全部门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尽管中国共产党和军方的高级成员拥有巨大权力，但他们缺乏基本行动的能力，无法在习近平无所不知的安全机构面前行动和沟通。
在政治局或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上挑战习近平，可以看似自发地发生，但这需要众多官员的协作，即使有人表示异议，也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加入推翻习近平的努力。
情景四：习意外死亡或丧失行动能力
最高领导人任何严重疾病或绝症，都会被视为国家机密。习近平今年67岁，一直吸烟，体重超标，工作压力大，据官媒报导，他“在工作的劳累中寻找乐趣”。
有关习近平健康的细节缺乏，中共严格控制中国境内有关习近平健康状况的报导，并威胁要取消外国记者的签证。
为简单起见，本报告假设习近平突然和意外的死亡。
一旦习近平的死亡，至少字面上的程序相当明白。根据中共章程，总书记只能从政治局常委会的现有成员中选出，在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当选”。宪法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因此，假设按照程序运作，在习近平去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委员会将被召集起来，来决定在剩下的政治局常委中，谁当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目前还不清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需要按照中国宪法的规定召开会议，以正式确定国家主席的职位。
但在实践中，新领导人的选择，将通过非正式的协商和交易来决定，然后再由中央委员会批准。
但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政治局内部有可能会陷入内讧，习近平的盟友也可能会分裂成不同的派别，支持不同的继任者。那些曾被习近平惩罚或边缘化的人，可能会将此视为重新掌权的难得机会，因此他们也可能会争夺控制权。
这一过程无法预测如何发展，更实际的做法是问：哪些迹象可以表明，继承过程顺利或领导层出现分裂？这些迹象包括：
1、总理或国家副主席没有参加定期举行的会议。
2、国家电视、广播以及主要的全国性报纸和都市报的播出或出版时间，发生变化。
3、互联网突然中断，社交媒体也受到干扰；由于微信的普及，它可能会遇到“技术困难”，或者反过来说，如果爆发权力斗争，它会成为反对派的一个重要渠道。
4、中国主要机场和火车站的航班和铁路时刻表，出现莫名其妙的中断。
5、中央政府各机关、官方媒体或互联网上出现的相互竞争或相反的话语，而不被删除。
还有一种重要的情况需要考虑：习近平因健康问题而丧失行动能力（如中风、心脏病）。与领导人死亡不同的是，丧失工作能力会迫使体制进入一个时间不确定的政治不确定期，在这个过程中，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试图同时在习康复和死亡之间维持平衡。
斯大林在1953年3月1日中风后，苏联高级官员们，都在密谋一个可能的后斯大林时代。斯大林病情恶化时，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对斯大林破口大骂，但当出现康复迹象时，“贝利亚跪在地上，抓住斯大林的手，开始亲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