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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何运用权势一步步改造澳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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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葡萄牙统治时期,中共对澳门的渗透、统战和控制就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果。在1966年12月3日爆发的“澳门一二三事件”,中共已经显示出有能力在澳门掀起全面的暴动,当时葡萄牙人的统治几乎被推翻,中华民国驻澳门领事馆也在该事件后被迫退出澳门。在澳门治权移交后,中共通过中联办,利用澳门的社团文化,对澳门社会的渗透、统战和控制日渐加深,以至于很多公司行号从自由市场的竞争者,变成依附中共权势的寻租者。

本文借用纪马镛提出的“利源分类”作为分析框架,笔者根据在澳门得到的公开资讯,分析澳门疫政后的经济前景。

利源分类

此分类框架由纪马镛提出,介绍如下:

任何行业乃至个人都有其进财的凭藉,称为“利源”。“利源”分五类:工农业生产、本地人口、交通物流、资金流、特殊资源。按此五类利源分析一个地区的产业,即可得知该地就业前景,从而获得职涯发展的资讯。

第一是工农业生产,对应的地区功能是农产区、工业区、学术中心。一切商品莫不来自工农业生产。只要生产出来的商品不单本地人口消耗,还能销售至外地,即属此类。请留意,学术、科研和技术创新若要变成利源,无论专利发明还是论文,都必然依附于工农业生产,因此学术、科研、技术创新的中心不会远离工农业生产的产地。

第二是本地人口,对应的地区功能是居民区。但凡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产生食、衣、住、行、育、乐等各种民生需求,这些需求本身就能支撑很多公司行号的经营。诸如本地食肆、超级市场、学校、各种零售店、电影院、医院、本地交通、政府的内政部门、社福机构、维修业务、自来水、电力、燃料供应、电器、汽车服务、理发、美容等,这些公司行号能经营的基础是本地人口的消费,即使在缺乏外来旅客、外来资金的情况下,仍能持续经营。

第三是交通物流,对应的地区功能是交通线和交通枢纽。只要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没有完全自给自足,就必然需要从外地输入物资,也需要从本地输出商品、服务来交换本地的消费品。远距离输电、输水、输油、邮务、长途客运等依赖线路流动的业务亦属于此类。

第四是资金流,对应的地区功能是金融中心和仲裁中心。吸引大量资金流进流出,关键在于当地法律、政策能否降低资金处理的成本和风险,以及法庭的仲裁是否公平、执行判决是否有实效。

第五是特殊资源,对应的地区功能是矿床、圣地、胜景,以及宗教中心、政治中心。特殊资源的特点是只要占有就可以持续获得利益,因此,旅游景点是特殊资源,宗教圣地是特殊资源,自然保护区是特殊资源,矿床、油田是特殊资源⋯⋯对个人而言,名声、江湖地位是特殊资源,酬庸的职位是特殊资源,用于出租的田地房屋是特殊资源,持有就会升值的资产是特殊资源⋯⋯最值得注意的是,权势可以控制公共利益的分配,因此权势也是特殊资源。

以上是五种利源的分类方法。

寻找澳门的利源所在

为免受疫政影响,此处采用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18年澳门产业结构资料,粗略按利源分为五类在下方列出。

上表只是拿着便于取得的资料作出粗略分类而已,实际情况需要纳入资产净值变化、土地买卖与租赁等特殊资源,纳入各种未被政府统计的非法经济活动收益,以及依各行业的分类细项重新分析利源。由于本文目的不在于作出精密的量化分析,笔者也无能力调查非法经济活动的收益,因此只能勾勒一个概略的图景,供读者参考。

预测澳门的疫政后各利源的变动

以下以澳门居民的生活经验与可得的公开资讯,在此依序检视工农业生产、本地人口、交通物流、资金流、特殊资源五种利源。

以工农业生产为利源:

澳门除了非法种植大麻之外,已无种植可供贩售的农作物。澳门曾经有过轻工业生产,但自从2000年后近乎所有工厂都迁往人力成本低廉的广东省。若想重新开发工农业生产,则须尽量降低人力、土地、技术、运输、行政、税务、风险等成本,以至于成为邻近区域生产成本最低廉的地区;可是单看人力和土地成本显然不可能低得过广东省,二十年来也未曾见过迁出的工厂回到澳门再设厂,可知澳门在工业上并无发展优势。澳门并不以学术见称,即使是要为邻近的科研中心开发新技术,也有更多拥有研发能力的大学、研究所、实验室在广州和香港,而且学门种类繁多,澳门难以插足。

因此,澳门缺乏由工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利源。

以本地人口为利源:

澳门本地人口约64万(2019年),但本地人口的消费偏向哪些方面则需要从人口构成以及本地文化去探求。在澳门,人口老化、少子化、新移民增加以及贫富悬殊都是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无论如何,超级市场、水电、燃料、医疗服务、食肆等行业都直接与本地人口数量挂钩,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和本地人口数量相关。

不过有某些行业本来应该是依靠本地人口作为利源的,但却由于权势的介入而变质,其利源变成依赖权势的支持———学校教育即是一个标志性例子。澳门的中小学校教育在1999年仍处于自由市场状态,家长根据坊间对学校的评价与家长对办学团体的偏好而为其子弟选择学校,学校也透过收取学生学费来营运。但澳门治权移交后,中共藉教青局透过“免费教育网”兼并学校教育的市场、制定法律限缩学校的教学自主空间和学校的财务自主空间、透过立法改变校长的任职资格从而换走了各校原有的校长,甚至控制对学校的资助批核,使得学校的营运资金和教学资源不再从自由市场取得,而是视乎学校的办学团体、校长有没有与中共建立良好关系,以及这一层关系是否足以令教青局不敢不批出资助。上述整个政治工程在2018年夏天完成,从此澳门学校教育的利源从本地人口改变为特殊资源(权势)。从操作型定义来看,这种改变与“腐化”并不抵触。

由此可知,在其他地区以本地人口为利源的行业,在澳门竟可以是以权势为利源的。套一句澳门旅游局的标语———“澳门就是与别不同”。

纵然如此,只要澳门居民的普遍收入没有大幅下降,失业情况不严重,那么澳门的本地人口数量就可以维持稳定,真正以本地人口作为利源的行业就可以继续发展。

以交通物流为利源:

澳门并非重要的交通枢纽,只有从海外前往珠海、中山、江门才会考虑经澳门过境。进口到澳门的大宗货物,要么经过广东中山的三乡物流基地,要么在香港葵涌货柜码头清关,可见澳门并没有以物流为利源的条件。

因为地利之便,以珠海、中山、江门为目的地的走私活动会经过澳门,而当香港深圳打击走私活动的时候,澳门的走私渠道也可以是替代选项。但走私并非帐面上可查到经济规模的行业。

自从大陆与台湾开始“三通”之后,台湾商人进入中国境内已经不必从香港澳门过境了。现时澳门的交通物流主要还是满足本地人口的需求,因此澳门的交通服务大部分还是以本地人口为利源,以外地人为服务对象的交通从帐面上可谓微不足道。

以资金流为利源:

资金流银行业、金融业处理资金流并不奇怪,但为何把博彩业与保险业也归类为以资金流为利源?在此笔者稍稍说明澳门的博彩业与保险业。

澳门的赌客和保险买家最大的来源地是中国。中共自建政之初已经厉行外汇管制,以防范境内资金和外汇流出,但中共治下的富人始终不信任中共体制能保障他们的财富安全,甚至有些根本就是不法资金,因此中国富人急欲将资金转移到境外并希望得到银行受理。澳门的保险业和博彩业正好满足了这方面的巨大需求。

保险合约可分为消费式保险和储蓄式保险,其中储蓄式保险可以在一定年期后取回本息,甚至还附带有人寿保险的服务。中国人在澳门购买保险,就有充分的理由从中国境内汇款至澳门。单纯购买个人的储蓄式保险,保额有限,但公司买保险的保额就相当可观了。何况不缴交保费大不了就中断保险合约,但只要有保险合约作为借口,就可以持续汇款到澳门。即使引起甚么民事纠纷,碍于澳门和中国境内的法律体系不同,在澳门的法院判决不会在中国境内执行,中澳两地的司法合作也主要着眼于严重刑事罪行,所以一般状况下不会引起麻烦。虽然单靠买保险并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富人转移资金的数量,但对澳门保险业来说,这是重要利源。

关于博彩业,很多人会着眼在赌台上的胜负,但实际上博彩就是一种把赌本变成赢钱的活动。赌场确保利润的办法,固然有一部分靠赌博游戏的胜率偏差(通常小于2%;百家乐游戏的庄家胜率最低,约1%),但最主要是靠抽水。抽水的意思是从赢家的赢钱当中抽取5%作为赌场收入,具体做法是赌场卖给赌客“泥码”,“泥码”不能直接兑换成现金,必须经过赌博后,赌场赔给赌客“现金码”,赌客才可以拿着“现金码”被赌场“抽5%水”之后兑换成现金,并可以由赌场开立收据证明兑换后的现金是赌客赢钱。这个资金处理过程只要换一种想法,就是一种金融活动———若有一笔资金不便说明来源而导致银行基于反洗黑钱法规而不能受理,只要有办法先兑换成泥码的话,就可以在赌场上赌博后变成现金码,然后就可以将这一笔不便说明来源的资金变成银行可以受理的合法资金,这种操作与“洗黑钱”的操作型定义并不抵触。只要把赌博的胜率偏差和赌场抽水视为手续费,那么只要支付约6~7%的手续费率(实际操作可能还有其他服务费或行政费用),就可以确保不明来历资金变成合法资金,而且不必担心被侵吞的风险。这只是最基本的赌场功能,还有很多在禁赌地区难以想像的“特色金融服务”。

虽然澳门有上述两个行业的配套优势,但受到两方面的外部因素打击,使得澳门的“特色金融服务”前景黯淡。一方面是技术创新,使得加密货币可以提供相当廉价、巨量且即时的资金偷渡和洗黑钱渠道,偏偏澳门的金融法规禁止交易加密货币;另一方面是澳门赤化步伐已然加速,再加上中共与文明世界为敌,全世界利用疫政切断对中国工厂的依赖,当香港由白区被赤化成红区之后,澳门也将失去继续维持特殊地位的条件。当资金流量逐渐减少,以资金流作为利源的博彩收入也会萎缩,这在澳门近年的博彩收入的已见端倪。

以特殊资源为利源:

在澳门,只要持有就能产生利润的事物,以旅游资源、房地产、收藏品、权势四项为最显著利源。在其他地区还可以有矿山、油田、宗教圣地之类,但澳门并没有这几项。

旅游资源方面,虽然澳门历史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但实际上多年来的旅游调查结果都显示,游客来澳门的目的主要还是赌博和探亲访友,极少以澳门历史城区为游澳目的。即使澳门有各国美食和大型豪华渡假村(赌场配套的酒店和娱乐设施),但面对香港和广东省而言并不占优势。反而澳门居民经常到广东省旅游,说明广东省的旅游资源比澳门更吸引。

房地产市场分为买卖与租赁两个市场

买卖楼宇本身可以是资产保值的工具,自从2004年楼市低谷之后有将近15年时间澳门的楼价随著资金流量大增而不断飙升,在这种背景下在澳门形成了“楼价只升不跌”的民间信仰(香港比澳门更早形成这种民间信仰)。但房地产买卖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按揭贷款的成本、按揭贷款的门槛、业主偿还房贷的能力,这三方面在澳门都已经往推高楼价的方向推到合理范围的边界,再加上“澳门现行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期限已经剩下不到30年,房地产的产权假如变得和中共境内无异,那么澳门的房地产不比广东省的房地产更有吸引力,因此澳门的楼价恐怕难有上升空间,不宜继续把澳门的房地产视为资产升值的投资工具。

房地产租赁价格直接就是本地居民和外来劳工的居住成本,与本地居民和外来劳工的收入中位数直接挂钩。2004年后澳门经济起飞,赌场和随附的公司引进了大量需要在澳门居住的外地劳工,推高了澳门的房地产租赁价格。但随著博彩业的不利因素浮现,外地劳工在澳门居住的人数已经显著减少,这是一个对房地产租赁价格不利的长期趋势。

当然,房地产市场投资是一门专业,也许专家们会提出另一种结论。

澳门的收藏品消费依附于香港和广州的收藏品市场,其中在市面上容易看到的公司行号是当铺和金行,因此与本地富裕家庭人口和外来赌客相关,应归类为以本地人口为利源和以资金流为利源这两个类别。因占就业人口的极小部分,不特别说明。

在澳门的各种特殊资源当中,权势是影响社会最深远的一项。权势作为利源,有两个主要源头:中联办、澳门特区政府,都属于中共管治澳门的机构。澳门特区政府有75%的收入来自博彩税,而博彩税率达到75%,博彩业收入又长期超过澳门GDP的一半—这意味着澳门GDP有一半是由政府分配的。只要好好运用这一笔款项,中共就可以运用权势按自己的意愿改造澳门社会。

权势对澳门社会的影响深远

早在葡萄牙统治时期,中共对澳门的渗透、统战和控制就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果。在1966年12月3日爆发的“澳门一二三事件”,中共已经显示出有能力在澳门掀起全面的暴动,当时葡萄牙人的统治几乎被推翻,中华民国驻澳门领事馆也在该事件后被迫退出澳门。在澳门治权移交后,中共通过中联办,利用澳门的社团文化,对澳门社会的渗透、统战和控制日渐加深,以至于很多公司行号从自由市场的竞争者,变成依附中共权势的寻租者。前文所述的学校教育是其中一个案例,还有中共在澳门旧有的随附组织(也就是中共学者田飞龙所指的“忠诚的废物”)也是明显的例子。可以确定的是在各行各业的行业龙头、大老板、高阶管理层、社团理监事,即使一般经营,也都需要“拜码头”,维持与中联办的良好关系才容易得到资助和减少营运风险。

中联办所发出指示的方式和内容、中联办直接给予的资助数额在澳门不属于公开资讯。澳门特区政府受澳门法律规管,必须公开年度预算和审计报告,可以查看得知,获得批核最多资助的公司行号,通常前十名都是中共在澳门的随附组织。澳门特区政府批核资助的偏好其实也不见得是逢迎中共,也有受那些随附组织的威压而拨款的情况———从随附组织的社交圈不时传出“哪个议员拿着企划案到政府部门去质问‘为甚么不批这一项?’,出来之后就每项都拨款资助了”的消息,从对话情节可以看得出他们正为自己所拥有的权势而沾沾自喜。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已经有香港的公司专门来到澳门靠申请政府资助而营利,有些是引进香港技术和商品供应澳门特区政府的,有些是竞标政府采购案后外判给本地商家执行。由此可知,澳门特区政府的资助款项已经养了很多人,以至于连香港的公司也来分一杯羹。

天主教会数十年来都被中共港澳工委视为主要敌人,近三四年开始积极向中联办示好,从澳门特区政府得到的资助开始变多,但也看到天主教会改变传统,从力求自主庄敬自强,变为委曲逢迎趋炎附势。按照历史上中共的统战记录,中共采取的策略都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在主要敌人之中寻找合作者作为次要敌人,然后扶植这些合作者从主要敌人的组织内部掌权,并掌控主要敌人的财政来源,透过这些合作者执行任务挑动矛盾分化主要敌人,瓦解主要敌人的组织能力,在主要敌人无法自保的时候收割成果,再对付那些身为次要敌人的合作者们。目前天主教会正是处于财政来源被中共逐步掌握的阶段。中联办直接给予资助的方式和数额虽然不公开,但依照历史上中共在白区统战的惯例,那些资助都会暗中直接给予那些从内部瓦解主要敌人的合作者。可以预期长远而言,澳门的天主教会将会失去组织能力,届时澳门所有经济活动都将会在中共及其随附组织的笼罩下,彻底被赤化。

天主教会投共,对澳门社会最大的危害在于,澳门彻底被赤化后就会失去维持特区的必要,也代表澳门的经济活动不再有自主空间,由2000年《美国-澳门政策法》保护的、凭藉澳门特殊地位而繁荣的博彩业就不再存在,澳门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也会无以为继,澳门居民的资产净值与每月收入都会大减。

此外,合作者通过削弱自身团体的自主能力而取得中共奖赏,这件事从传统的角度来讲就是鼓励背叛,是非常伤风败俗的恶政,将会使澳门居民的风俗变得与中国境内无异———人人都被训练成不敢信任他人也不对他人负责,彻底散沙化。彻底散沙化的居民无法自行组织出有力的反抗力量,从此变成专制政府最容易统治和剥削宰割的顺民。

结论

只要中共不打算牺牲全中国的利益来供养一个澳门特区,那么疫政后澳门的资金流将继续萎缩,其他利源也无从开拓,最后澳门只剩本地人口和权势这两个利源。假如想为自己和下一代的未来打算,就要想办法将自己的收入来源转型为这两种利源。

这两种利源将会继续供养澳门居民直到澳门特区被撤销为止,估计这个事件在30年内将会发生,也就是现在出生的人到他们出社会后不久就要经历这个历史时刻。

超越结论的未来图景

若为疫政后作一点推演,可想而知,想以权势作为利源就要抢占少数可以寻租食利的地位,抢不赢的落败者就只能转而依靠本地人口来维持生计,取得权势的人又可以进一步将本地人口的利源改造为由权势控制,反复下去,只要行政技术提供足够的社会控制能力(智慧路灯、监控镜头、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行政助手等),就会形成由权势彻底控制社会所有利源的局面,所有人都在金字塔式的体制下被固定在某个阶级位置上,生存所需的物资分配就只能仰仗掌握权势的上级施舍,“大步迈进共产主义天堂”。

无论是澳门人、香港人还是台湾人,你会希望这样的未来临到你和你的后代头上吗?

※作者为香港中学教师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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