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借由参访广西湘江战役纪念园时表示“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图片摘自网络）
面对中国内外交迫的形势，习近平最近政治动作不断，亲赴海南三亚出席3艘主力舰艇启用交接仪式（分别为094A型核子潜舰长征18号、055型驱逐舰大连舰，以及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外界认为这是北京回应美军及其盟国在区域进行军事威慑的政治讯息，也是官媒宣称“展现物质性的防卫力量的能力”。
其后，习近平借由参访广西湘江战役纪念园时表示“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他还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宣传体系将其定义“借助精神力量来强化战胜困难的决心”。
唯心论式的精神动员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解读，前者的物质能力展现的是“经济基础下社会生产力的总和”，亦即体现了当下中国先进综合国力的拳头力道；后者则反映了“上层建筑中的价值理念”，按中共当下的诠释自然是坚定不移且战无不胜的习近平思想。实力原则因为可以量化不难理解，但是唯心论式的精神动员则让外界雾里看花甚至匪夷所思。
深入观察，研究中共政治的专家都明白，领导人谈及重大的党史事件都具备旁征博引、借古喻今的象征意义，这个政治沟通对象并非国外政府与平民百姓，因为一般人很难从晦涩不明的历史脉络暸解其深刻内涵，唯有经历绵密党化教育与参与权力斗争的党内菁英，才能入木三分参透这种“特殊性对话”的弦外之音。言下之意，只有重新再现彼时国共斗争的历史情境，才能诠释习近平的语境逻辑。
研究中共政治的专家都明白，领导人谈及重大的党史事件都具备旁征博引、借古喻今的象征意义。（图片摘自新华网）
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动员近100万国军，开始攻打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各个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五次围剿”。
为了记取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历史教训，国军大致掌握了毛泽东所采取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人民战争的本质。
为了反制中共的游击战术，国军采取步步进逼的碉堡战略限缩游击战的空间范畴，这也是当年英国在布尔战争与清朝剿灭捻乱的策略：只要消耗对手的机动力，并透过部分出击的战术打乱节奏与流窜方向，即可赢回战场的主导权；多数军事专家称之为“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分进合击反应策略。
参透习近平的“特殊性对话”
当国军采取坚壁清野、稳扎稳打、缩小包围网的策略时，中共中央当时，握有权力与军事指挥权的不是毛泽东，而是由博古（秦邦宪）、周恩来与第三国际军事代表李德组成的“三人团”指挥战局。面对国军的新战略与优势兵力，李德不仅放弃了昔日化整为零、飘忽无常或围点打援的游击模式，反而主张透过“短促突击”的方式与国军进行野战与阵地战，其结局自然是雪上加霜，最后只能面临突围的下场，这就是中共吹嘘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起因。
当中共开始流窜后，国军除了一路尾随追击外，同时联络地方军阀试图建构拦截网进行围堵，最关键点一场战役于1934年11-12月，在湖南道县和广西省全州县的湘江两岸地区爆发。蒋介石调集25个师沿湘江构筑了对共军“长征”的第四道封锁线，最后歼灭了六万共军，使得其主力红一方面军面临毁灭性的打击。这也迫使在1935年1月举行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这就是中共党史上的“遵义会议”。
会议改变了原来的三人团领导，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新领导集体，同时也恢复了对毛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不仅是中共强调“党指挥枪”的典故，同时也有助于毛泽东在日后延安整风中清算国际派的实力基础，至此毛个人在中共党内定于一尊，直到他去世为止。
对习近平的领导要“高举旗帜”
由此看来，习近平纪念湘江战役实在寓意深远。首先，他想说明的是“错误的领导路线，必然造成党的失败”，必须记取三人团在五次围剿与长征初期的政治错误，在党生死存亡之际要“选对立场”；再者，中共当下的处境其实犹如湘江战役开打前后的情势，他呼吁党内更多志士学习当年红一军团指挥官林彪、聂荣臻牺牲奉献的精神，在党风雨飘摇时要“表明态度”；最后，正因为遵义会议才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当下唯有高举习近平路线中国才能再度共渡难关，在中共建政百年重大时刻，对于习的领导要“高举旗帜”。
讽刺的是，中共之所以能够勉强完成“史诗级长征”未必与遵义会议的权力改组有直接关系，除了西安事变外，地方势力的保全心态与共军的政治默契也有高度相关，否则早在西南战场被国军合围歼灭。
习近平纪念湘江战役实在寓意深远，他想说明的是“错误的领导路线，必然造成党的失败”。（汤森路透）
对地方军阀而言，红军长征具有中国历史上“流寇”的属性：“裹挟农民，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挡；如有拦其锋者，莫不粉身碎骨”就是基本特色。在此背景下，官军追剿自然有其对策：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百利无一弊。
这就是白崇禧当年在广西采取的“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的策略，除了让共军逃过被歼灭的下场，也让尾随的中央军有余力把政治势力伸入西南各省，虽然未竟全功，但南京政权在四川与湖南颇有斩获，直言之，国共双方虽然各取所需，却也埋下日后国民党内战失败的伏笔。
※作者为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