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期，在上海发生过一起红卫兵跨省绑架高级领导干部的事件。
这里所说的绑架，自然不应从原有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一般所称的绑架，是指绑架者以暴力或欺骗手段劫持、羁留和拘禁他人，并以被绑架者的生命安全为条件进行要挟，达到某种非法目的，如勒索钱财，赎换被捕的有罪同伙等等。在这方面，人们熟知的事例不少，如20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土匪绑架著名实业家荣德生，70－80年代意大利极左派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意大利总理莫罗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员多齐尔准将等。
而本文所说的绑架则不同，绑架者不但没有使用棍棒、刀枪，连一根绳索也没有使用。绑架中既未使用暴力，也不是为了达到个人或少数人的非法目的，而是为了当时几亿人热烈拥护的最革命、最崇高的目的——遵照毛泽东的教导进行“文化大革命”。而被绑架者，也正是为了这同一目的，才会老老实实地跟着手无寸铁的绑架者走而没有进行反抗或试图逃跑。——这样的怪事，只有在那个史无前例（甚至很可能是史无后例）的“大革命”里才会发生。
这次跨省绑架行动的绑架对象，是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李井泉。
李井泉这个名字，今天的年轻人多半会感到陌生。其实，他曾经是中国大陆上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论是抓右派，反右倾，还是在“四清”运动中大整“烂掉了的基层政权”，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都像领导军队打仗一样，领导西南特别是四川省干得轰轰烈烈，从不落后，毫不手软。因为他的军人作风，干部们都习惯于称呼他军队中的职务“李政委”。在那时，领导干部们一般都把他与前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一起视为高级干部中紧跟毛泽东的左派。
李井泉本人大概也没想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烈火”会烧到自己身上来，运动开始后，他积极领导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仿照北京的模式，揪出了以老干部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为首的所谓四川“三家村黑帮”和不少“牛鬼蛇神”。直到1966年10月1日，他还以领导者的身份，像毛泽东那样穿着军装，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检阅包括红卫兵在内的国庆游行队伍。
然而，“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无前例，谁也不会料到竟发展到了“打倒一切”的地步。领导干部中，不光是历史上被抓住“辫子”的所谓“叛徒”，也不光是工作中表现比较右倾的所谓“黑帮黑线人物”，整来整去，几乎凡是带“长”字的都遭到了“炮轰”、“火烧”。李井泉自然也“在劫难逃”了。
红卫兵内部冲突“走资派”意外失踪
西南局设在成都，“文化大革命”以来，李井泉一直在重庆、成都等地来回奔走，积极“领导运动”。可是，为什么红卫兵要跨省跑到上海去抓李井泉呢？原来，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走资派失踪”事件。
这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都被迫在会上承认“错误”，作了检查。李井泉出席了会议，明白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中央精神。按照中央要求，各地在中央工作会议后都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落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以使广大干部能尽快摆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而积极投入到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中来。
11月2日，李井泉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一起召集了成都市各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座谈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要求各红卫兵组织积极支持四川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召开。当时成都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代表立即表示，坚决支持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但要求会议不能走过场，一定要开成真正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为此，就要求李井泉和廖志高在三级干部会议前必须向成都市人民作出公开检查，并要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干部和成都市十七级以上干部到会，听取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李井泉、廖志高表示要请示中央后才能作出决定。
11月9日，红卫兵成都部队再次找到西南局和四川省委询问，得知中央已同意李、廖向成都市人民公开检查。于是，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便与红卫兵成都部队商定，共同于11月13日（星期日）上午9时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万炮齐轰西南局、省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让李井泉、廖志高在会上向群众作公开检查。当时已跃升为中共领导核心第四号人物，在中央协助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也十分重视这次大会，几次同李井泉通电话，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能否胜任这样的大会检查，希望他能通过这次检查取得群众谅解，重新以“革命干部”的姿态站出来“领导运动”。
1966年11月13日，大会如期召开。据称有25万人到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西南地区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批判大会。为了保证大会正常进行，西南局、四川省委与红卫兵成都部队商定，后勤工作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负责，会场秩序由红卫兵成都部队派出纠察维持。
当时造反派尚处于少数派地位，大多数党政机关也还在正常运转，因此许多单位是由党政机关通知组织群众到会，公安部门也布置了一些人员担任警戒工作。由于干部们普遍对“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在通知开会时就难免有些跟不上形势的说法，如把“听李井泉作检查”说成“听李政委作报告”之类。另一方面，又已经有人传出造反派“非法绑架李政委”、“把李政委围攻病了”之类谣言。
种种“动向”传到造反派红卫兵耳中，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红卫兵内部闹起了矛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大学支队（即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蓉人员为首的一些红卫兵，认为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头头“右”了，“修”了，会前与李井泉达成的关于大会的协定是“拿原则做交易”，连“打倒李井泉，改组西南局”的口号都不敢提，这次大会成了李井泉假检查以蒙混过关的阴谋。于是，他们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商定，要造大会的反。
这次大会被造反的经过，在事后红卫兵成都部队前锋支队于11月18日发出的《告全市人民书》中有详细记叙：“上午十一点，会议开始，大会勤务组长刚讲完话，马上被北地《东方红公社》的宣传车造了大会主席团的反。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支队的某些负责人和红卫兵成都野战军也跟着造主席团的反。他们造反的理由是：主席台布置得庄严隆重，‘彩旗’飘扬，台下乐队庞大，不像一个检查揭发大会，倒像一个庆祝大会。因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北地《东方红公社》的宣传车又大叫大喊把李井泉拉下来……”在混乱中，李井泉一度被造反者带下了主席台。“此时北京的同学又要改组主席团。主席团成员对此情况束手无策，怕戴‘右’倾帽子，结果犯了真正的‘右’倾的错误，成了‘奴隶主义’，同意了改组主席团，在原来的主席团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名北京同学。这时，会场内安静了一些，主席团就安排了李井泉作检讨。检讨时，李井泉周围挤满了人，一位外地同学又趁此抢了李井泉的话筒不让检查。于是会场一遍混乱了。大会主席团只得集中力量维护会场秩序。就在这个时候，一些人把李井泉送走了……”（红卫兵成都部队政治部主办《红卫兵》报1966年11月19日增刊）
混乱之中，人们只以为是会场纠察人员为了保证李井泉的人身安全而将他带离了会场。事后不久，却传出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说是那天护送李井泉的并不是红卫兵，而是由公安部门组织的便衣人员冒充红卫兵，趁会场大乱之机将李井泉转移走了！
李井泉自18岁参加革命以后，长年在军队中工作，南征北战，风餐露宿，早已落下一身的病，这时他已年近花甲，哪里经得起这种史无前例的折腾。被护送离开大会会场后，他就先后转移到尚未掀起造反浪潮的成都市郊几个单位招待所养病，随后又转移到灌县、彭县、西昌、渡口和云南省的元谋、昆明等地。在此期间，李井泉一直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保持电话联系，关心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按造反派的说法，则是在“幕后操纵破坏文化大革命”。
12月底，根据西南局书记处的建议，李井泉通过秘书向中央办公厅电话请示想去北京，但没有得到回复——北京局势这时已经变得更加混乱，街头已经贴出了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和大字报。竭力想要控制局势的陶铸已经自身难保，新年刚过三天就被打倒了。
风声越来越紧，1967年1月4日，就是在陶铸被突然宣布揪出来打倒的那天，李井泉去到了上海。
造反派拿到中央电报红卫兵拟定“战斗方案”
自李井泉被转移走后，造反派就失去了批判的活“靶子”。
重庆当时最有名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刚好是在那次批判大会前派了个几百人的“赴蓉挺进纵队”到成都，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将李井泉揪到重庆去批判。到成都后，他们住进了四川大学，正赶上了参加人民南路广场的批判大会。可是没想到这次批判大会闹得不欢而散，更没想到会后听说李井泉失踪了！
重庆大学这个“挺进纵队”抓不到李井泉，怎么好回去交差？遍寻不得之后，他们以红卫兵名义向这位西南地区最高领导人发出了《通缉令》。这样的《通缉令》虽然文字杀气腾腾，但是既无法律效力，也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单凭这些年轻人的满腔“革命热情”，是不可能抓到李井泉的。
转眼已过了1967年的新年，群众性的造反浪潮已经席卷全国，并开始由“打倒一切”发展到“全面夺权”。这时，西南局办公厅于1月10日前后收到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电报，内容是要李井泉到群众中去，有错误就检查错误，不要怕群众。
当时西南局机关也已经有了造反派组织。电报被造反派拿到，便有了“尚方宝剑”。造反派正愁找不到李井泉，这一来有了办法。1月15日，他们去找到正由西南建委造反派“监管”、批判的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程子华，向他询问，中央给李井泉的电报应该转到何处。那时尽管已经开始天下大乱，但是领导干部们的组织观念仍然是很强的。何况，谁敢承担“封锁中央声音”的罪责？于是，程子华便说了李井泉已到上海养病的情况。但他也不知道李井泉在上海的具体住处。
以往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份电报是造反派假造的。其实这是不了解当时形势的臆测。这份电报是完全符合当时的中央精神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曾发出过几条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其中一条就是专门对领导干部们讲的：“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就在1月15日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二期社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这篇社论就是要领导干部们执行毛泽东的这条指示，并且指出：“肯不肯和敢不敢到群众里面去，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根本分界线。”社论还严厉警告：如果领导干部不到群众里面去，“他们同群众感情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有的人甚至要一步一步发展到指责群众运动、压制群众运动，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他们同党同人民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挺进纵队”有一个驻西南局支队，正在到处打听李井泉的下落。西南局机关造反派看到成都红卫兵正为两派冲突闹得不可开交，也就把中央来电要李井泉出来见群众和李井泉在上海的消息告诉了重庆大学红卫兵。重庆大学红卫兵闻讯，如获至宝。迅即决定赴上海抓李井泉，并拟定了“战斗方案”。
他们首先研究了这个问题：上海这样大，怎么才能找到李井泉？他们知道，当时上海造反派已经控制了局势，但肯定不知道李井泉这样的大“走资派”藏在上海，否则定会将其赶走。因此，要找到李井泉，还得通过华东局的“走资派”设法“智取”。然后，再如此这般……
“北京来客”住进高级饭店“战斗小组”亮明真实身份
1月17日下午5点半，重庆大学红卫兵三人，西南局机关造反派二人组成的“战斗小组”，押着向西南建委造反派“借”来的程子华及其秘书，带着中央电报，乘飞机飞赴上海。
因为程子华当时还担任着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到达上海后，“战斗小组”成员便冒充国家计委工作人员，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打电话，谎称程子华从北京开会回来路经上海，有事要找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商量。
这时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已经处于大动乱、大夺权的“一月风暴”之中，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一些基层单位已经被造反派夺权。官方传媒播发了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的上海造反派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并且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造反派发出了《贺电》。在这《贺电》的鼓舞下，15日已发生了一起由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联合上海工总司二兵团向市级党政机关夺权的行动，但因造反派内部矛盾，加上张春桥、姚文元对这次夺权行动未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大为不满，拒不予以承认，使这次夺权流产了。因此，这时华东局的机关日常工作仍在艰难运转，华东局办公厅行政处得知“国家计委”来人后，便派来人员将他们安排到了锦江饭店住下。
在锦江饭店，“战斗小组”先找来了华东建委一位副主任，从他口里打听到，华东局的几个当权派，曹荻秋已被打倒，正在监督劳动；魏文伯已经停止工作，在作检查；韩哲一还在造反派监督下管一些事务工作。他们分析，只有找韩哲一才可能打听到李井泉的下落。于是，他们便通知韩哲一前来。并向程子华规定了韩哲一来时的讲话口径。
电话打出后，他们在房间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直到深夜，韩哲一才在两个工人造反队员押送下赶到饭店。
韩哲一到来后，事情却又没有像“战斗小组”预定的那样进行，而发生了意外。
重庆大学红卫兵和西南局机关造反派事后发表的同样题名为《智擒李井泉》的文章里，对此有不同说法。按西南局机关造反派的说法，是韩哲一刚进门，程子华就问：“李井泉在哪里？”而重庆大学红卫兵的文章却说，因为程子华在听说了华东局几个当权派的情况后，显得神情沮丧，“战斗小组”担心他不会再按他们规定的口径说话了，便当机立断，先发制人，等韩哲一一进门，一个红卫兵便厉声喝问：“李井泉在哪里？窝藏西南人民的罪犯该当何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估计是文章的写作者各有不同的动机。西南局机关造反派大概是为了说明程子华经过他们的教育，已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而重庆大学红卫兵则多半是为了表现自己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如何发挥了大智大勇。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关方面查证这一事件时，才弄清楚了真相。
原来，韩哲一进门后，程子华果然不按“战斗小组”规定好的口径，而是开门见山向他说明了真实情况：他不是开什么会路过这里，而是被红卫兵押着来抓李井泉的（笔者当年在重庆还看到过另一种说法的大字报，称红卫兵在“革命干部程子华”的“帮助”下抓到了李井泉。其实，所谓“帮助”的真相就是如此）。
重庆大学红卫兵一看假戏不能再演下去了，便马上掏出红卫兵袖章、胸章，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让西南局机关造反派拿出那份中央电报给韩哲一过目，说是必须交给李井泉。要李井泉按照中央电报要求，回四川接受群众批判。
韩哲一自然也不敢“封锁中央声音”，“对抗文化大革命”，便如实说出了李井泉在上海的住处——中共上海市委瑞金街招待所。
“战斗小组”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以革命的名义”将韩哲一扣留在饭店里。他们得知李井泉带有秘书、医生、护士、保卫干部、警卫人员共7人，还有警卫武器，而这些红卫兵、造反派人又少，又手无寸铁，怎么办？这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
上海市委招待所门前有警卫岗哨，当时还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地方。怎么办？“战斗小组”便派出两人，立即去找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求援。这时已是凌晨4点，满城的造反喧嚣已经停息，上海街头只有寒风在撕扯着满墙的标语、大字报，但自认为是在为真理而斗争的红卫兵、造反派却只感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上海公安局仍然有造反派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坚持“战斗”。刚好在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给各级公安部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公安部门“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上海公安局造反派听了四川造反“战友”的介绍，当即决定，派三人配合他们的行动。
招待所闯进不速之客红卫兵坐上特派专机
一切安排停当，已到了18日凌晨6时左右。“战斗小组”押着韩哲一的秘书，到了李井泉住宿的瑞金街招待所。有公安人员引路，他们顺利进了大门。进去时，李井泉的随行人员正在楼下餐厅里准备用早餐。“战斗小组”给这些工作人员“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看到有人流露出抵触情绪，便质问：“你是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李井泉？”——这样的问题，自然只能作一种回答，当年确实压服过许多人。
随后，“战斗小组”留下几人继续对李井泉的随员作工作，其他人与上海公安局的三个造反派一起直奔二楼房间，顺利找到了李井泉。他们先对李井泉进行了搜查，然后拿出中央电报给他看，并向他宣布：要将他押回四川批判。
李井泉大概早已从传媒中了解到了与这份电报相同的中央精神，未对电报表示任何怀疑，只是提出应等医院体检表拿到后再走，这自然被红卫兵、造反派认为是“耍花招”而否决了。
早饭后，“战斗小组”负责人、重庆大学红卫兵向李井泉一行宣布：从现在起，一切听他们指挥。李井泉和秘书、警卫员及医生一人跟他们一起回四川，其他三名随员，在他们走后24小时内不得离开招待所，不得向外打电报、电话，其后自行回川，到成都向驻四川大学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报到。并且警告：若有违抗，后果自负。
——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据造反派传单记载，李井泉的一位随员，在听了造反派宣传后，为表明自己与李井泉划清了界限和坚决站到毛主席一边的革命决心，冲过去打了李井泉一记耳光。这样的“革命行动”，在“文革”结束之后自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然后，“战斗小组”找华东局要了一架专机，专机落实后，他们向成都方面打去电话，十分兴奋地告之“货已到手”，请派车于当天下午到机场接人。
当天上午，“战斗小组”押着李井泉、程子华等一行，乘专机飞返成都。
李井泉被秘密押往四川大学内的重大八一五挺进纵队驻地关押，第二天凌晨，“挺进纵队”用汽车将李井泉押往重庆。
1967年2月19日，重庆造反派八一五派在驻军支持下夺权后建立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长江边珊瑚坝召开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李井泉被武装押送到会场，挂上黑牌，批斗后用卡车押着在城内主要街道游街示众。以后他又遭到过几次批斗。4月底，李井泉被押回成都交给红卫兵成都部队批判。
从这年4月初到5月初，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一系列会议。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点名批判了“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严厉申斥他们“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布撤销李井泉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李井泉遭到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头上的“走资派”罪名才被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