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国湖北省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图片来源：THOMAS PETER/REUTERS
中国西南部深山一座废弃铜矿中，存在一种地球上已知的与中共病毒最为相近的病毒，现在这里成为一个关注焦点，令有关更彻底地调查疫情是否源自一间中国实验室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中国西南部深山中一个村庄的外缘，一台孤零零的监控摄像头俯视着浓密竹林掩映下的一座废弃铜矿。夜幕降临，蝙蝠从头顶俯冲而下。
这里是一种病毒的秘密家园，该病毒是地球上已知的与中共病毒最为相近的病毒。现在这里也成为一个关注焦点，令有关更彻底地调查疫情是否源自一间中国实验室的呼声日益高涨。
2012年4月，这里的六名矿工在进入矿井清理蝙蝠粪便后患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其中三人死亡。
武汉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的中国科学家应要求前来调查，在从矿井里的蝙蝠身上提取样本后，确定了几种中共病毒。
现在，围绕这些矿工所患疾病、在现场发现的病毒以及针对这些病毒进行的研究，诸多问题都未能得到解答，有鉴于此，一个曾经被视为阴谋论的观点上升为主流，即认为导致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SARS-CoV-2可能是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漏出来的。2019年12月在武汉发现了首批新冠病例。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出完整和及时的答案，而且他们发布的一些信息也有出入。这导致一些顶尖科学家要求对该武汉研究所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以及调查引发疫情的病毒是否曾存放在其实验室并被泄漏。
一些高级公共卫生官员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就连这些人现在也支持展开一项更全面调查的想法。他们说，WHO领导的一个小组今年早些时候得出了实验室泄漏“极其不可能”的结论，但该小组在武汉没有获得足够的权限。
大多数呼吁对该实验室泄漏假设进行更全面调查的人说，他们并不是支持该假设的可能性要高于当前的主要假设。主要假设认为，病毒是在实验室外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这是一种最近几十年里越来越频繁的自然传播现象。他们说，目前这两种观点都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二者也并非不能同时成立的。新冠病毒有可能是一种来源于自然的病毒，被有意或无意中带入了武汉的一个实验室，之后从实验室里泄漏了出来。
不过，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需要提供更多有关其工作的信息，以明确排除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其中包括WHO总干事和一位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过的知名美国研究人员。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周日报道称，根据一份此前未披露的美国情报报告，三名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2019年11月曾患病，并到当地医院就医，不过官员们对该证据充足性的看法意见不一。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曾表示，几名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曾在2019年秋季患病，“其症状与新冠病毒感染和普通季节性疾病相符”。
拜登政府已建议WHO对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进行更全面的调查，支持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的呼吁，后者之前提议派出专家展开调查。据美国一位卫生官员称，调查应包括武汉的其他实验室，而不仅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且进行调查的团队应包括实验室安全专家。该官员称：“我们应该能够查看生物安全记录并与工作人员谈话。”
WHO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于周一召开，此事可能会成为议题之一。这种调查很难获得外交支持。对于中国可以轻易否决的调查，很少有政府愿意去推动。
2月9日，武汉，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专家组成员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中共政府肯定会抵制这方面的努力，并且迄今一直严格控制外部对信息的获取。中国政府否认中共病毒来自其实验室，也否认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任何工作人员感染中共病毒，并且希望WHO调查这场疫情是否起源于其他国家。
中共外交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美国不断捏造前后矛盾的说法，并要求调查武汉的实验室。声明称，这充分表明，美国的一些人并不关心事实和真相。声明援引WHO专家组关于实验室泄漏假说极不可能的结论，并敦促华盛顿邀请WHO调查美国的早期病例。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隐藏的矿井
中国有关部门阻挠了独立调查该矿的努力，并在附近设立了一个检查站，最近几周一些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在那里拦下了几名外国记者，还一度警告说路的前面有野象。
《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骑着山地车到达此处矿区，但后来被警察扣留并盘问了大约5个小时，警察还删除了手机拍摄的一张矿区照片。有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官员曾警告他们不要与外人谈论这个矿的事。
没有迹象表明附近的村庄被疏散，也没有迹象表明该矿近期有任何研究活动。矿区杂草丛生，似乎已经无法从入口进入。
越来越多的病毒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知名科学家呼吁，对实验室泄漏这一假设进行更仔细地调查。
在5月11日的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被问及是否认为中共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流出时，拜登政府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Anthony Fauci)说：“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我完全赞成对是否可能发生了这种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福奇是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简称NIAID)的所长，该所资助了与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冠状病毒研究。他之前曾表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在自然界中进化并传播到了人类身上。
去年，27名科学家签署了一封联名公开信，共同谴责认为疫情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如今《华尔街日报》联系到的其中三位科学家表示，经过进一步深思，中共病毒源自实验室事故貌似可信，值得予以考虑。其他科学家则依然认为这不太可能，不值得对此展开调查。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病毒学家罗兹曼(Bernard Roizman)签署过上述联名信。“我相信事实是，这种病毒被带进了一个实验室，工作人员开始对它进行研究……然后某个疏于防范的人把病毒带了出来，”罗兹曼说。“他们不能承认自己做了这么蠢的事。”
近几个月来，一小群学者和网络侦探共同行动，利用社交媒体整理和发布武汉病毒研究所活动的证据，特别是与前述矿井有关的活动。从3月份以来，他们在三封公开信中呼吁对实验室泄漏假设展开更全面调查。
5月13日，来自哈佛、斯坦福和耶鲁等大学的18位科学家在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认真考虑实验室泄漏假设，并敦促研究实验室公开自身记录。
在这封联名信上签字的科学家包括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微生物学家巴里克(Ralph Baric)，他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就一个研究项目进行了合作，其中一项研究是在实验室中人工合成一种可感染人类细胞的冠状病毒。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SARS-CoV-2的基因结构表明其起源于野生动物，并经过自然进化传染给人类，他认为这是可能性最大的情况，但“有必要进行更多调查并加强透明度，以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
图为北卡罗来纳大学微生物学家巴里克。他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有过合作。
“如果进行严格的调查，就应评估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蝙蝠冠状病毒研究时的生物安全水平，”他说：“这其中包括有记录的培训程序的详细信息，有记录的安全程序，以及防止无意或意外泄漏的策略。”
主要科学家看法转变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研究人员的说法相互矛盾。一些科学家说，另一个因素是最近几个月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有所缓和。
WHO领导的团队今年初访问武汉，并在3月份与中国专家公布的联合报告中得出结论：新冠病毒最可能是从蝙蝠通过另一种哺乳动物传染给人类的，实验室泄漏假设极不可能。
团队成员说，该团队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停留了三个小时，除了研究所自己工作人员的保证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依据。谭德塞在报告发布当天称，该团队没有充分研究实验室起源的可能。
美国、欧盟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政府对该报告作出回应，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更有力、更透明地调查，但没有公开提出对实验室起源假设进行全面调查。
WHO领导的团队一直在试图调查有关新冠病毒在其他国家（比如意大利）起源的线索。一些科学家质疑，为什么WHO团队不能安排对这座杂草丛生的废弃铜矿周围的人和动物进行抗体测试和调查。科学家在这座铜矿检测到了与SARS-CoV-2关系最近的病毒。
领导WHO调查小组的食品安全科学家Peter Ben Embarek说，调查小组已建议进行开展这类研究，但“时间表仍不明确”。“理想情况下，这方面的工作很快会启动。”
神秘的病毒
有关这些矿工疾病的最详细描述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的Li Xu撰写的一篇硕士论文。Li Xu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他的这篇论文由该医院当时的急诊主任指导，描述了一名42岁的Lü姓男子在2012年4月25日入院时的情况。
该男子自2012年4月2日起一直在这座位于中国墨江地区的铜矿清理蝙蝠粪便，在入院时，他的发烧、咳嗽症状已持续了两周。在入院前三天里，他曾出现呼吸困难，并开始咳出带血的锈色粘液。
CT扫描显示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炎，肺纹路与现在许多新冠肺炎患者的肺纹路相同。不过，血检和其他检查无法确定病因。
在后来的一周里，又有五名在这座墨江铜矿工作的矿工被送进这家医院，他们的年龄从30岁至63岁不等，均出现了与Lü姓男子类似的症状。
医生们就此咨询了呼吸系统疾病专家，其中包括钟南山。钟南山曾领导抗击了中国2002年和2003年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俗称：非典)疫情。
钟南山诊断上述疾病为肺炎，很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并建议检测病人体内是否存在SARS抗体，试图确定矿井中蝙蝠的类型。他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矿井附近一条被封闭的道路，该矿井中发现了被称为RaTG13蝙蝠病毒。
另一篇论文是由中国疾控中心现任主任高福指导的博士生撰写的。论文称，其中四名矿工的SARS抗体检测呈阳性。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联系了其他几家机构的专家，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人能确定导致矿工生病的原因。
到2012年8月中旬时，其中三名矿工已经死亡。根据Li的论文，怀疑这是一种由蝙蝠传播的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当时中国科学家仍在寻找SARS的起源，他们知道该地区的蝙蝠洞是一个潜在来源，一直在从蝙蝠洞中收集样本。
根据他们后来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在接下来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进入墨江矿区，从276只蝙蝠身上采集了粪便样本，确定了六个不同的种类。
他们从这些样本中提取了基因物质，并对片段进行了测序。据科学家们称，一半样本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包括一种类似SARS的不明病毒株。他们把这种病毒称为RaBtCoV/4991。
关键的一点是，研究人员发现，所有六种蝙蝠都显示出冠状病毒双重感染的证据。换句话说，这种病毒可以很容易地与类似的病毒交换遗传物质，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冠状病毒，也就是说产生可能感染人类的新病毒的环境已经成熟。
这项研究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蝙蝠冠状病毒专家石正丽领导的。研究结果于2016年发表在期刊Virologica Sinica（即《中国病毒学》英文版）上，当时RaBtCoV/4991并没有引起多少科学家的关注。这种病毒似乎与SARS没有密切关系。该论文说，该病毒来自一座废弃矿井，但没有提到那里的患病矿工。
疫情暴发之后，该病毒才引发了更多关注。2020年2月，石正丽和她的同事在科学杂志《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揭示了一种名为RaTG13的病毒的存在。基因测序显示它与中共病毒SARS-CoV-2的相似度为96.2%，成为已知的、与中共病毒最接近的毒株。
他们称这一病毒是在云南一只蝙蝠身上发现的，但没有透露发现病毒的时间和具体地点。而墨江矿区就位于云南省。
这一发现被视为中共病毒溯源方面的一个突破，是表明中共病毒来自蝙蝠的强有力证据。
惊人的相似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中国以外的一些科学家注意到，这个名为RaTG13的病毒与石正丽团队在上述墨江矿山发现的名为RaBtCoV/4991的病毒，在采样日期和部分基因序列方面有惊人相似之处。
科学家们一再要求澄清这个问题后，石正丽表示，这两个病毒是同一种。去年11月份她在《自然》(Nature)杂志上更新了自己的论文，以反映这一点，而且包含了患病矿工的详细情况。
石正丽表示，该病毒被重新命名，以反映蝙蝠的种类、发现的位置和采样年份。
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领导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石正丽，图片于2017年摄于一个实验室。图片来源：JOHANNES EISELE/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她还透露，武汉病毒研究所重新检测了从这些矿工身上取下的样本，确定他们没有感染SARS-CoV-2。石正丽称，她的团队后来在这个矿中发现了另外八种SARS类冠状病毒。
在科学家多次要求共享这些病毒的基因序列后，石正丽及其同事上周五在一个预印本服务器上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这意味着这篇论文还有待同行评审。该论文称，上述八种病毒几乎完全相同，与SARS-CoV-2的相似度只有77.6%，不过有一段基因序列匹配度达到97.2%。该论文称，虽然有猜测认为，有可能是实验室泄漏的RaTG13导致了SARS-CoV-2，但实验证据不能支持这一说法。
许多科学家质疑，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何没有早点披露存在这些病毒及其与前述矿井之间的联系，为何他们等了那么久才允许科学家查看其序列。科学家们称，这些关于正在传播的冠状病毒类型的信息对于新冠溯源至关重要。
一些科学家指出，石正丽已多次表示，墨江矿工疑似是真菌感染，并非感染病毒；这与当时的研究论文及石正丽在《自然》期刊上的最新表述相矛盾，后面的观点称这些矿工被认为感染了一种病毒。
石正丽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许多科学家迫切希望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公开的包含约22,000个样本和病毒序列的数据库，其中有15,000个来自蝙蝠的样本和病毒序列。该数据库已于2019年9月份下线。石正丽今年2月份向WHO新冠溯源专家组表示，该数据库是在遭到3,000多次网络攻击后下线的。
WHO专家组成员、纽约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主席达扎克(Peter Daszak)称，该专家组访华时没有要求查看这些数据。此数据库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通过与生态健康联盟合作收集到的信息。生态健康联盟由NIAID资助，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研究过蝙蝠冠状病毒。达扎克今年早些时候称，生态健康联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过合作，“因此我们基本上知道”这个数据库里有哪些病毒，没有一个病毒比RaTG13更接近SARS-CoV-2。
另外，他和WHO专家组的其他科学家表示，RaTG13在基因上与SARS-CoV-2非常不同，而且从未在实验室成功培养过。WHO专家组负责人安巴雷克(Ben Embarek)表示：“我们当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据我们所知，只存在一个序列。没有病毒。他们从未成功地从蝙蝠粪便样本中培养出病毒。”
如果武汉病毒研究所只有基因序列，就不可能有具有感染性的RaTG13病毒从该实验室泄漏。只有基因序列也引发了人们的疑问，在以序列为基础生成人造病毒的实验中，序列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
不过其他科学家表示，如果不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日志、样本记录和病毒数据库，就无法独立核实这一点，而且研究论文显示，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将其培养的一些蝙蝠冠状病毒与其他病毒的基因物质相结合。
纽约的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达扎克是世卫专家组的成员之一，该专家组今年2月访问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达扎克在WHO专家组的角色让一些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关系密切，而且他在去年年初声明拒绝接受实验室泄漏假说。达扎克表示，在申请加入专家组时向WHO提交了利益冲突声明。WHO已表示，认为他的工作不构成冲突。
实验室实验
武汉病毒研究所正在进行的实验引发了争议，这些实验通过结合现有蝙蝠冠状病毒的成分来构建新病毒，以确定它们是否会对人类更具传染性。
这类实验有时被称为“功能获得性”研究，长期以来在科学家中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者称，这是确定未来流行病的潜在来源和开发疫苗的最佳途径。批评人士则表示，有害的基因强化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风险太大了。科学家们对于哪些类型的实验算是功能获得性研究争论不休。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在2014年暂停资助功能获得性研究，并于2017年引入一项制度，要求对任何涉及功能获得性实验的资助提案进行专家小组审查。中国的相关限制则较为宽松。
一些科学家说，石正丽描述的工作符合功能获得性研究的广义定义。关于边界的划分，意见分歧很大。
石正丽曾公开描述过相关实验的情况，包括在2018年和2019年的一些实验，目的是研究各种蝙蝠冠状病毒是否可以利用其表面的某种突刺蛋白与人类细胞中一种名为ACE2的酶结合。这就是SARS病毒和SARS-CoV-2感染人类的方式。
根据WHO专家组的报告，石正丽今年2月份告诉该团队，相关实验涉及将一个蝙蝠冠状病毒与另一个病毒的刺突蛋白相结合，然后感染表达人类ACE2受体的转基因小鼠。
达扎克在疫情暴发前不久发布的播客中阐述了北卡罗莱纳大学微生物学家巴里克进行的类似工作，并称其目的是为SARS研制一种疫苗。生态健康联盟称，此类实验是其2019年获得的NIAID蝙蝠冠状病毒研究拨款的目标之一。但生态健康联盟的发言人表示，根据NIH的禁令，该非营利组织“没有参与或资助功能获得性研究”，也没有利用这笔资金进行“活体内”研究。NIH在2020年暂停了这项拨款。
“如果全世界因为阴谋论的缘故而要停掉不属于功能获得性研究的工作，那将是大错特错，”达扎克今年早些时候说。“这种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如果我们专注于实验室的问题而忽略了真正发生的情况，最终就会冒很大的风险。”
现在科学界存在意见分歧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实验是否可能造出SARS-CoV-2，无论是意外，还是为了看看哪些病毒可以进化成对人类有危害的病毒而有意为之。
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呼吁开展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新冠病毒是否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
许多知名科学家都说，RaTG13不可能做到这一点，SARS-CoV-2只能从一种基因上更接近它的病毒中产生。虽然武汉病毒研究所称RaTG13是该所掌握的与造成这次疫情的病毒最接近的近亲，但呼吁对实验室进行调查的科学家们希望获得该实验室的记录来加以证实。
许多分子生物学家说，功能获得性实验会在病毒的序列中留下清晰的基因特征，表明其中一部分是在实验室中插入的。其他科学家则表示，更现代的技术可以不留任何痕迹。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传染病学专家Ian Lipkin去年与另外四名科学家共同撰写论文，驳斥新冠病毒系实验室人为制造的观点。现在他表示，他担心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冠状病毒实验生物安全级别低于美国要求的标准。Lipkin与中国研究伙伴有着密切合作。
石正丽向WHO新冠溯源专家组表示，没有发生实验室泄漏，她的团队中没有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与石正丽合作的几名外国研究人员曾表示，他们认为石正丽的实验室和操作是安全的。“石正丽管理很严格，”哥伦比亚大学传染性流行病学家Maureen Miller说。“他们很敏锐、聪明。她的工作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大流行病的发生。她知道进行冠状病毒实验的严肃性。”
政治利益
去年，美国时任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开始散播实验室泄漏的说法，但川普政府没有披露任何相关证据。
时任美国驻WHO大使布伦博格(Andrew Bremberg)称，随着川普开始谈论这个问题，其他原本可能帮助推动实验室泄漏假说调查的政府都撇清了关系。“像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转变。”布伦博格说。“当川普首次谈及此事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就都闭口不谈。"
一小群通过Twitter联系的科学家开始交换指向上述实验室的开源研究。澳大利亚虽然没有公开支持实验室泄漏假设，但该国成功游说WHO成立了一支科学家团队来调查新冠病毒在中国的起源。
拜登(Joe Biden)政府并未表示其相信发生了实验室泄漏，只是说需要更全面地调查这种可能性。
在WHO专家组到访武汉之前，该小组的一些成员表示，他们也对实验室泄漏假说持怀疑态度。他们称，与人与动物接触造成的传染事件数量相比，这种事故极为罕见，但他们对这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
最终，专家组未能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日志，以及该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检测记录。专家组成员事后表示，他们仍认为这次考察是有用的。
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Galveston National Laboratory)已经退休的主任James Le Duc是目前呼吁开展更全面调查的专家之一，该实验室是美国顶级的生物隔离设施之一，Le Duc曾参与了对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几名高级安全专家和建筑工程师的培训工作。
Le Duc说：“我认为重要的是要仔细考察实验室的环境，探索在哪里做了些什么，进行认真的调查。”他表示，他认为实验室泄漏假说可能性较小，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遵循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