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六月四日将是“八九六四”三十二周年，各类纪念活动将在世界各地举行。纪念不仅是为了回忆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未来。围绕“八九六四”存在一些敏感的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六四”镇压以后，邓小平南巡，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停止，“六四”阻碍了中国民主化进程吗？
“八九六四”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分水岭。之前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时期，改革开放既有经济体制改革，也有政治体制改革。但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了跛脚鸭，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是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中断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说清两个事：
1、“八九”民运的产生
在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时期，中国政治相对开明，言论自由，各种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进入中国，中国进入政治启蒙时期。政治开明必然促进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加之，当时的经济双轨制带来的腐败以及胡耀邦的突然离世，中国人希望中共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八九”民运产生了。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弄潮儿，自然率先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所以，我们可以说，“八九”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但中共统治集团显然没有思想准备，进退失据，“四二六”社论的错误定性，加剧了官民冲突，也使民运像火焰在全国迅速蔓延。一句话，“八九”的民运产生具有必然性。
2、“六四”镇压
邓小平和中共保守派对“六四”的残酷镇压是他们个人的历史耻辱，也是中共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六四”大屠杀是中共当局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残酷屠杀，举世罕见。
我们说清楚这两个问题，就可以来回答“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与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了。我的看法是“八九”民运不仅对中国民主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推动了世界民主化进程，如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它证明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是强烈的、渴望的，驳斥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不适合民主的观点。
“六四”的确中断了中国民主化进程，但这是中共中断的，不是中国人民，更不是民运学生、市民中断的。原因是中共害怕丧失政权，害怕被人民清算。即使不发生“八九”民运，一旦中国出现危及中共政权的事件，中共都会毫不犹豫地镇压。
没有“八九六四”，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能走下去吗？答案是否定的。赵紫阳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指出，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提高行政办事效率，不会改变一党专制的根本。
六四事件告诉我们，在极权主义中国，政治改良没有出路。
第二，为什么“六四”以后，世界其他地方爆发了颜色革命，但中国再没有发生民主运动。“六四”让中国人对民主化失去了信心吗？
颜色革命，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0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他们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花朵来作为他们的标志，如乌克兰的“栗子花革命”、菲律宾的“黄色革命”、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香港的雨伞运动等等。
目前，颜色革命已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等几个国家取得成功，推翻了原来的亲俄政权，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建立了自由民主政府。但部分中东国家新政府建立之后，因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派的争斗，未能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权，政治争端不断。近年发生在委内瑞拉和白俄罗斯民众抗议活动都带有颜色革命色彩。
中国没有发生颜色革命有多种原因，一是政治制度不同。颜色革命一般发生在威权国家，有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而中国处在后极权主义，党国一体；二是社会控制程度不同。中共政权已显现出末世景象，它汲取了苏联解体的教训，把防范政治风险置于首位，对颜色革命高度戒备。
中国未来存在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吗？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析发生颜色革命的主要条件。我认为颜色革命的发生一般具有七个条件：一是执政党腐败；二是社会分配不公；三是经济发展停滞；四是民族矛盾突出；五是政治反对力量崛起。六是非政府组织存在；七是西方民主力量支持。
对比中国，应该说这些条件基本具备。中共的腐败可谓登峰造极，几乎到了无官不腐，全民腐败的地步。但由于中共反腐不是制度性反腐，目前新一轮腐败已经卷土重来。中国权贵集团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导致了两极分化，盛世蝼蚁。国进民退政策使中国经济增长直线下降。外资纷纷撤离，中国中小微企业大规模倒闭，汹涌的失业潮正在席卷各地，房市、股市、金融等也频频报警。民族关系全面恶化，中共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的行径已引起国家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制裁。
人权观察发布的2019《世界人权报告》表示，中共当局修宪滥权，镇压藏人、维吾尔人，迫害宗教自由，是人权倒退最快的政权之一，已经达到了“六四”大屠杀以来的最严重程度。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觉醒，将中国、中国人民与中共区分开来，呼吁中国人民反抗中共极权暴政。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失去对民主的希望和信心，看看武汉疫情期间，中国人对李文亮医生的怀念，对言论自由的呼吁，就会明白外表平静的中国，地下早已燃烧着熊熊的地火。
第三，今天中国民主化的目标是实现宪政民主，而“八九六四”并没有提出宪政民主诉求，今天是否应该走出“八九六四”或者说告别“八九六四“呢？
“八九六四”发生在1989年，它有历史局限性，当时不可能提出宪政民主的诉求。就是提出来，也难以得到社会的回应。记得余志坚等三君子对天安门毛泽东画像泼墨，被学生扭送到了派出所。
“八九六四”是历史，是中国民主化的重要资源。因为中国曾经爆发过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过去可以，今天也一样可以。“八九六四“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街头运动。我们在香港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我们今天纪念“八九六四“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走向未来。
正如胡平先生所言：“六四”不但属于中国，而且还属于世界。“六四”发生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借助于现代传媒，全世界的人民都如同身临其境，见证了那场残暴的屠杀。“六四”屠杀不但是对全中国人民的良心的粗暴践踏，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良心的公然挑衅。如果中国不能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那么，不但是中国自己，还有整个世界，必将遭遇巨大的灾难。去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就证明了这个观点，至今已有上亿人感染，300万人死亡。
中国人对民主化失去了信心吗？我的回答是不仅没有，相反中国正在迎来新的民主化浪潮。
当今中共的政治倒行逆施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和愤怒，不断发生的公共事件使每个中国人感到恐惧不安；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形势使中国人感到失望；个人崇拜死灰复燃使中国人感到愚蠢和荒唐。信息的屏蔽使各种谣言广为传播。中共忘记了中国人不是北韩人,是经历过“八九六四”的，大多数中国人认同普世价值。正如许章润先生所言，中共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四条底线：改善民生、保障私有产权、有限自由和政府任期限制均已突破，中共与人民成了对立面。
随着房地产和货币经济泡沫的破灭，当中国人再次面对经济困难和政治高压时，自私、功利的中国人就不得不站起来。中共对内民心尽失；对外唤醒了西方世界对法西斯的惨痛记忆，迫使他们不得不为民主自由而战。
拜登总统说，与中国的对抗是民主与专制的对决，西方文明世界必须赢得这场战役。只要中国还处在共产暴政之下，世界的自由民主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威胁；中国没有自由民主，世界就没有和平与安宁。
最后，让我们用胡平先生纪念“六四”的文字结束今天的文章：埋葬中共暴政，埋葬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强权，任重道远，我们的抗争无比艰难，也无比神圣，无比光荣。对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植根于人心之中，它永远不会熄灭。自由民主好比不死的凤凰，它可以失败一百次一千次，但每一次它都会浴火重生。相反，共产专制只能输一次，它一旦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只要中国人不屈不挠，坚持抗争，最终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