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80年代出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先生
1989年“六四事件”32周年到来，过去30年，只有香港和澳门是中国境内可以公开举行“六四”悼念活动的地方。香港警方去年以担心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为由，援引用于防控新冠疫情的限制聚会紧急法令，对悼念“六四”罹难者的维园烛光晚会发出禁令。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立法决定，在不经香港立法会审议的情况下，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等内容直接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今年香港支联会继续申请“六四”维园烛光晚会，香港康文署回应，因应疫情，已暂停有关申请。至此，万人同举烛光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壮观场景，或许从此走入历史。
因“六四事件”出走美国的前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许家屯，已于2016年6月29日在美国洛杉矶辞世，享寿101岁。
也许大家奇怪为何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许家屯却不回避我？说来话长，我们算是老朋友了。他在《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书中，唯一提到两名香港记者（见第十四章“敏感的城市”），其中一个是我本人，另一位是时任明报记者的林翠芬。香港记者锲而不舍的精神，给他留下很深印象。
香港基本法开始草拟时，许家屯发现很多香港记者从早到晚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场外等候采访，他认为“这种拼搏精神，或许就是香港成功因素之一”。
许家屯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的《快报》女记者曾慧燕才华出众，父亲被定为‘右派’，她自幼过着受社会歧视的日子，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文革后她来到香港，自学成才，当了记者，还出版了几本书。我阅读了她写的《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不但文采洋溢，难得的是，未因父亲含冤、自己自幼遭遇屈辱，而丝毫有失爱国之情。”
我在香港期间，许家屯曾数次私人宴请我共进晚餐，我曾要求采访他，希望问一些他个人问题。他考虑“在香港已成为敏感人士，一言一行都可能引人注意。‘本子风波’后，不少友人好心忠告我慎言、‘慎开金口’；我也不想宣传自己，自觉乏善可陈；党也反对宣传个人。因此，以不方便为辞，婉谢她的好意。可是，她仍问：‘将来方便了怎样？’我只好回答：‘可以。’她立即抓紧不放：‘假如你将来接受记者采访，第一个应该接受我的专访。’我只好答应。”
许家屯提到，“九零年我来美国后，她托陆铿带信，要我履行诺言，我又以‘四不’相辞（不申请政治庇护，不泄露国家机密，不公开发表谈话，不接触民运人士）。想不到因出版回忆录的原因，首次接受了《香港联合报》的专访，失信于故人，真不知未来如何补偿。”
1983年11月14月，他在给香港《镜报》创办人徐四民先生的亲笔信中，更提到“曾慧燕的文章情文并茂，是可造之材”之语。
“六四事件”后，许家屯于1990年4月30日登上飞往洛杉矶的飞机，后来接受香港联合报独家专访。他来纽约时，为“失信于故人”，当面向我道歉，我说联合报付您这么高的稿费（35万美元），当然可以理解。
许家屯利用这笔丰厚稿酬，加上与他一起生活的Helen买掉香港房子的钱，1994年在洛杉矶奇诺岗（Chino Hills）一个高尔夫球场附近，联名买了属于两人的住宅，Helen曾提过，这样至少晚年有个自己的窝，不致寄人篱下。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甲裹尸还！”盖棺定论，许家屯在拥有权力的时候，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赢得人们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