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的假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媒体、政界、科学界和商界正在检讨和反思：为何这个说法一开始被各界忽略轻视？
中共病毒起源一直是个扑朔迷离的问题。美国媒体和科学界曾经普遍认为，病毒源于自然界的可能性很大，但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从自然界传播到人类的中间宿主。另一种认为源于武汉实验室的声音产生于特朗普执政时期，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去年2月指出，病毒有可能从武汉实验室泄漏。但这种声音很快就被指责为“此乃阴谋论”，被逐渐淡忘。
引发人们重新聚焦于最早几乎被完全否定的假说，是因为《华尔街日报》5月23日刊发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述一项新的美国情报报告说，武汉病毒研究所3名人员曾于2019年11月染病到医院寻求治疗，其时间点引起了人们对那个老旧“阴谋论”的兴趣。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份公布中共病毒起源调查报告时称，世卫专家在获取原始数据时遭遇到困难。中共病毒到底起源于哪儿？中国政府为何不愿向世卫调查组提供原始数据？他们试图隐瞒什么？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说法，于是再次受到各界关注。
这种关注在5月26日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那天，拜登总统宣布，他已下令情报部门在90天内，对大流行起源的两种同样合理的假说进行更密切的情报审查，找出病毒究竟是从中国实验室意外泄漏，还是在实验室外从动物传染给人类。拜登的这个“两种同样合理的假说”（two equally plausible scenarios）非常重要。这显示，拜登政府对实验室泄漏假说和大自然传播假说赋予同样的权重，改变了早先的大自然传播占主导地位的说法。这种改变暗示，重新重视实验室泄漏假说的背后可能有不少证据。
问题是，为何这个说法一开始被各界忽略轻视？谁该为这种忽视负责？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6月6日在CBS“面对国家”（Face the Nation）节目中谈病毒来源时说，美国过早排除了病毒从实验室外泄的可能，而一些证据事实上就在我们眼前。她认为，“媒体在这方面负有责任”。这话是不错的。把这个假设称之为“阴谋论”的媒体的确应付一些责任。比如，《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称实验室泄漏假说为“被专家反复质疑”的“边缘理论”。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指责科顿推动不实说法，煽动一场“信息流行病”等。
好在《纽约时报》最近刊发了一系列文章检讨其原因所在。其中Bret Stephens6月2日的观点文章“中共病毒‘实验室泄漏说’背后真正的丑闻”格外尖锐。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丑闻被美国丑闻掩饰，可谓荒诞。如果新冠疫情最终被证实是由中国武汉一家实验室的泄漏引起的，这将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科学丑闻之一；然而更大的丑闻是，美国有太多的媒体，包括主流媒体和社交网络，长期拒绝认真对待实验室泄漏理论，只是因为科顿是个共和党人、保守派，“以经常胡说八道”而闻名。
当然，除了媒体对实验室假说的断然否决负有责任之外，美国政府同样应付部分责任。有媒体调查发现，美国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阻挡了对武汉实验室的调查。在这方面，美媒揭秘有功。《名利场》调查发现，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国务院，有意阻止有关病毒溯源的调查，利益冲突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在过去五年间，通过拨款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注入近60万美元的经费，以进行“功能获得性”研究。
此外，科学家和医学杂志亦负有责任。2020年2月，《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一封由20多名科学家签名的信，强烈坚持中共病毒来自于大自然之假说。而美国白宫医疗顾问、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对病毒来源的说法出尔反尔、前后不一，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不少困惑。对许许多多不信政府信科学的美国老百姓来说，科学家们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可能更令他们失望。
不管实验室泄漏假说最后是否能得到证实，美国应从中获得重大教训：不能以党派之见忽略甚至排除大流行病起源的任何假说或者理论。这个教训是以60万人的生命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