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证交所外景。（黄小堂／大纪元）
滴滴出行不理会中共当局，强行在华尔街上市后，不仅受到当局不断惩处，中共随后推出新规，将网信办空降到证券行业取代证监会，掌管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的阀门。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敲响了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的丧钟。
7月10日，中共当局宣布，将加强对海外上市公司（尤其是在美上市公司）的跨机构监督，限制中国公司在海外的上市。网信办将发挥主导作用，并直接向习近平任组长的一个中央领导小组汇报工作。
中共的打击行动已经在市场上引发了冲击波。一项衡量在美国交易的中国股票的指标已从近期高点下跌30%。对于尚未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来说，他们何时能收回资金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华尔街证券商正准备迎接承销生意的萎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保罗·吉利斯（Paul Gillis）对彭博社表示：“5到10年内不太可能出现任何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除了少数几家二次上市的大公司。”
瑞奇尔（Gary Rieschel）是启明风险投资伙伴公司合伙人。该公司投资了多家中国独角兽公司，包括小米、美团和微医集团。他对彭博社表示，中共网信办夺取中国证监会的权力，监管海外上市，是北京政治内斗的一种表现。
瑞奇尔表示，网信办不如证监会那样具有市场敏感度。在过去一年，一些中国公司本来希望申请在上海上市，但是最后却转而到香港或海外上市，因为证监会从根本上不相信，中国股市可以吸收这么多上市公司。但是突然之间，网信办抛出言论说：“我们不在乎这一点。我们要强迫所有公司在香港或在中国上市。”
瑞奇尔说，看看中国股市的历史，它不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先进。过去20年它在来回拉锯。他们可能让外资对中国股票交易失去信任，这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
瑞奇尔说，如果每隔几年中共就搞一次政治性、官僚性干预，它将扼杀在中国创造可信任资产为数不多的一个机会，破坏个人投资者可以信任的证券交易。这是为什么有这么多钱沦入房市，因为土地是你可以信任的资产。
瑞奇尔说，外国风险投资人投资中国初创公司，现在面临的是监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他们的问题不是中（共）国可以建立制造好产品好服务的公司吗？而是“中（共）国官僚可以把他们的手从市场馅饼上挪开，让外国投资人，甚至是国内投资者有足够的透明度来运营他们的企业吗？
美国市场对中国公司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1999年，中国开始出售美国存托凭证（ADR），这是海外股票的替代证券。从那时起，400多家中国公司选择在美国交易所进行首次上市，筹集了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包括中国的大部分科技行业。他们的股票后来受益于历史上最长的牛市之一。
但是中共软硬兼施，敦促中国科技公司在国内或香港上市，减少对美国资本的依赖。随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这种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前总统川普出台了严厉的新规定，如果中国公司拒绝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供财务信息，他们可能会在几年后被踢出交易所。
尽管形势逼人，但中国公司仍然更喜欢纽约，在那里处理 IPO申请需要数周而不是数月的时间。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意味着国内交易所无法在流动性和科技公司更高的估值方面与纽约竞争。仅到目前为止，今年中国的公司们就通过在美国的首次股票销售筹集了130亿美元。
开元资本首席投资官布罗克·西尔弗斯（Brock Silvers）对《财富》表示，通过对滴滴采取的行动，“北京似乎正在为大脱钩的潜在恶化做好准备。”
对于中国科技大亨和许多全球投资者来说，这种结果代价高昂。但中共领导人似乎并不在乎。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锐生对《财富》表示：“（习近平）显然打算控制中国的科技巨头，以便没人以为自己大到可以无视中国共产党。”
7月6日，随着滴滴股价暴跌，CNBC财经节目主持人吉姆·克莱默宣布美国投资者对华尔街中国公司的态度永久逆转。“如果你在这（滴滴事件）之后购买中国公司（股票），你就是个白痴。”克莱默说：“为什么你要在这之后将你的资金置于风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