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下放农村当知识青年46周年，我的高考经历就是在知青岁月中度过的。我生性愚笨，考了3次才终于“跳农门”，而且其中一次与收音机有关，可谓与“机”福祸相倚。
湖南省临湘县中山湖农场，是一个以知青为主体的国营农场。1975年盛夏，我高中毕业下乡来此时，全农场有知青约一两百人。两年后的1977年冬，中国恢复中断了十余年的高考，我们农场有一二十人跃跃欲试，其中5人入围，最后仅一人录取，而且那唯一的一位报考的是理科，却阴差阳错地被录进典型文科类的岳阳师专中文科，可见当时国家求贤若渴之急切。我一直喜欢文科而数学成绩不好，被它把总分拉得太低，所以这次连“五类分子”都不是。
第二年仍要高考，我改变策略“投机取巧”：改报纯文科为考英语，因为那个年代考外语类数学只作参考不计入总分，正如考艺术类对外语的要求。于是，我向当中小学老师的父母亲死缠硬磨，让家里节衣缩食咬牙拿出半个月工资，给我买了一个袖珍收音机学英语。
田间地头，我在农场干农活时，就把那收音机装在口袋里，边务农边收听中央及湖南、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讲座节目。甚至有一次，我挑一担牛粪下田不慎摔倒在田坎，有热心人士关切地问我不要紧吧。我微笑着没把这点小“摔”当回事，但随身传出收音机里的英语声却让别人当了回大事。
正如千个观众有千个哈姆莱特，对同一人或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同队知青及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贫下中农聊将此事当做“美谈”，说我辛苦干活还不放弃学英语：但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农场干部却对此高度警惕，从中悟出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上纲上线”地说我是“收听敌台”，因此我被叫到农场场部关禁闭写反省。
那已是1978年春了，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年多。可春风难度农门关，我们那农场对“四人帮”的余毒似乎还没大肃清。我写“反省”申辩用收音机听的是国内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讲座而非国外的敌台，农场那干部先撇下我收听的是何电台不谈，直接指责我的“反省”上端没有引用毛主席语录。我随手拿来一份《人民日报》辩称：“四人帮”时期党报每天头版报眼上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现在已去掉了这样的形式主义，我没引用是紧跟目前的大好形势。
我的知青农友廖贤平当时在农场当电影放映员，以他的电学知识为我辩解：徐的收音机只能收听国内的中波收不到国外的短波。他也被训斥阶级觉悟不高。
1978年夏，我还是参加了高考，意料之中地名落孙山。好在我们农场有3位考上了，一位考的是中师，一位是本科，廖贤平则于当年底被补录进了郴州医专。他颇有才气和志气，后来继续攻读湖南医学院（现并入中南大学）硕士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并入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曾任广东武警医院院长。
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即1979年春，我对考英语仍依依不舍。为洗清农场干部抓住收音机给我安的罪名，我跑到临湘县公安局“投案自首”。该局民警笑着打发我走了：我们不需调查你是否真的收听了，这都什么年代了，哪有什么“收听敌台”罪呀！
我这才无“敌”一身轻，由我父亲争取插进临湘一中，安安心心地补习了两个月，通过是年7月7、8、9日三天的考场拼搏，总分上了重点大学分数线。或因不自量力好高骛远，第一志愿报的我心仪已久的名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我还差分哩，结果录取一降再降，降到了我没有填报志愿的零陵师专（现升格为湖南科技学院）英语科。
据现有资料统计，恢复高考的三年录取率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低的时期：1977年570万人考取27万录取率5%，1978年610万人考取40万录取率7%，1979年469万人考取28万录取率6%。
我能够成为其中的幸运儿总算是百幸，尤其是与恢复高考首年农场遇难的3位农友相比：那是1977年冬，农场渔业队6名知青驾一叶木舟下湖捕鱼，忽遇风暴翻了船，其中一半人溺水身亡。随后知青们激怒了，加上有要高考的借口，许多人都不愿回农场干活。如今冷静思考农场干部揪住我收音机大做文章的事件，也觉得情有可原：他们并非对我有特别的偏见或敌意，而是拿我来杀鸡儆猴以阻止知青擅离农场的“返城潮”。如此想来，我又是幸中的不幸。
人的一生，总难免祸兮福所倚或福兮祸所伏。譬如我零陵师专毕业分配在临湘二中教英语仍不甘心，4年后仍傻拼考研究生，果然如愿考上了华东师大，只是改洋为中攻读的是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元明清戏曲方向，好在硕士论文来个中英结合：英译本《西厢记》研究。眨眼早逾花甲已退休4年，不管旁人如何看我，我常以唐代柳宗元笔下那外来虎对“黔之驴”的看法自叹：技止此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