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前教授余英时出版回忆录，讲述他年轻时进入燕京大学，一度受左倾思想短暂洗脑影响。
时代的瘟疫席卷全球，由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巴金的“家春秋”小说三部曲，反抗封建礼教，加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一概定性为吃人的恶魔，有足够的空间，输入那时欧洲兴起的政治虚无极端思想。
在那个时候，北京上海的青年学生如果不赶上这班时代的列车，就被视为落后、守旧、老饼。
如何叫做洗脑？好像小孩出麻疹，或一阵流行性感冒，导致类似邪灵附身的状态。即使有天主教神父赶到驱邪，“受害人”也像变成了另一个人，用粗言秽语，向神父发出诅咒。
余英时忆述，在北京的时候，一个牧师刚由安徽回来，探访他堂兄。牧师在讲述目睹乡间的教堂和信徒被共产党干部迫害之种种，年轻的余英时突然大为愤慨，觉得这是国民党造谣，以严厉的语调，直斥这位长辈。但长大后想当年，他为当时的失态感到内疚。
幸好此一状态为时甚短，余英时一度北上迎接新中国，火车到石龙，故障停车。就在那一刻，余英时反复思考，及时回头，回来香港，进入新亚书院跟随钱穆之后，很快就回复正常。
到底这种激进左倾意识形态，为何能在短时期席卷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大脑？
余英时认为：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早有“天下为公”的诉求。而“天下为公”也是礼记的第一句理想：“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然后中国早年的知识分子就以为共产主义等同中国遥远的儒家理想：人人有饭吃、财富分配平均、公平公义，万事大吉。
但中文的缺陷，就在这里：你可以说老子的一句“上善若水”，用字比英文精炼，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哲理，但也可以说太简单的四个字，还有大量空间，缺乏细节，须要进一步的诠释。
中国文化由中医到烹饪，都只讲“意会”。“意”，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感受，不可以定义言传。厨师炒菜油盐糖放多少，有如庄子里的庖丁解牛，用刀讲心法，凭感觉就知道牛的筋骨在何处。中医把脉，片刻就认为病人有了“虚寒”，并无体温数字，也没有 MRI之类的扫描报告佐证。
西医认为：量体温知寒热，寒就是寒，无所谓虚寒。热就是热，无法定义何谓“虚火”。中国语文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mindset）。
中国许多工艺，都讲意会。酒家从前招聘大厨，只让厨师考一道扬州炒饭，另加豉椒牛肉，除了看刀剁砧板工夫，还看菜色“镬气”，以判断技术高下。
“天下为公”是一个粗浅的大概念，实在缺乏内容。在西方学术角度，这四个字不足以成一部理论，需要不断的论证和诠释。
但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凭这句古训的感觉，就认为马克思列宁那套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千百年贫富不均的问题，实在幼稚。
这一切，又以中国语文的象形结构决定。中国文字长于感性，理性的词汇不足。感性先行，对于理想和理念，即容易被一人掌控了话语权，成为教主，知识分子率先，即走入魔道。
什么叫“天下为公”？北欧的瑞典芬兰挪威，用养老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加以重税，早已实践了此一理想。其中不必流血的探索，也不必内战和暴乱。
这一切，当年的知识分子如果去一次北欧，去一次英国和美国考察，包括余英时，回来中国，或可以想通很多，就能避免一段血腥的弯路和歪路。
余英时是今日华人世界，仅存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透彻之人。唯智者如此，年轻时也难免中招，何况庸人满街的今日。
2019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