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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是否投降:这也许是个技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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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这时,一场莫名其妙的大批判开始了。有的文章直指张文宏是投降派,是当代汪精卫。一说到外国经验,就是崇洋媚外。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此有关的问题还能够进行有有效的讨论吗?更进一步说,把技术问题政治化,正常讨论问题的氛围消失,政治正确代替一切,长此以往,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1、前一段时间我曾说过,现在也许是一个胶着阶段。我说的是疫情(胶着与分歧:后疫情时代是否正在到来?)。

2、在这个胶着期,舆论,尤其是国内的舆论,也在经历一种过山车式的跌宕走势。先是在7月初,英国政府宣布了终极解封计划:取消社交距离、居家令等防疫措施,公共场合不再要求戴口罩,聚会和其他各种活动将不再受到限制。其实,早在英国之前,新加坡于6月底就已经宣布新冠或成为地方性流行病,不再找出每个受感染的病例,停止统计新冠病例,专注医治重症患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群体免疫。

3、这时,整个世界都在屏住呼吸盯着英国,静待着其新政策执行的结果。因为这是一次巨大的冒险。而在国内,在南京疫情爆发之前,特别是在6月之前,基本达至病毒清零的效果。进入6月,由于境外的传入,在一些地方有零星个案发生,但总的形势应当说相当乐观。当时,我们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巩固和防范的问题。虽然在疫苗的接种上,略微落后于一些国家,但就我们的体制来说,这几乎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可以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政策的选择余地是很大的。

4、应当说,英国等国家最初传来的消息是相当乐观的,尤其是欧洲杯的成功举办,预示着我们有可能开始进入后疫时代。对此,张文宏医生有这样几点判断。第一,一些国家,尤其是令人关注的英国和以色列,疫苗接种率都接近了70%。第二,近期放开后,出现了感染人数的明显上升(其后,实际上又经历了下降的过程)。第三,这种发病率的上升不再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该病的病死率也从去年最高的18%,降至最近一周的0.1%。这个水平是接近流感的病死率水平。

5、事情发生在南京疫情之后。当南京疫情爆发,并开始向许多地方扩散的时候,就有人说,南京的事情很大。直接原因是,这一波的病毒是传染力非常强的德尔塔病毒变种。在很短的时间里,南京的疫情蔓延到17个省市区。于是,我们看到,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是加快疫苗接种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沿用甚至加码社会动员、围追堵截、不惜过度、努力清零的做法。应当说,这套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意外,新一波疫情已经进入可控状态。但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

6、这时候,两种不同思路的分歧开始凸显出来。概括地说,一种可以称之为与病毒共存。这种主张的理由是,我们现在抗疫取得的成绩,主要是靠非医学手段,即行政手段,集中、隔离、封闭,压制生产和流通。当别人医学手段成熟大面积运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落后,行政手段对付传染病不可持续。如果再考虑到经济社会生活不能正常化的代价,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不可能长时间闭关锁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新冠病毒作为一种常驻病毒,与之共存。也就是说,在对待新冠疫情上,我们应当有思路上的转变。

7、另一种思路和策略可以称之为病毒清零。这也是一种值得认真考虑的路径,尤其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应当说,对于病毒清零,我们前有sars清零的成功做法,后有过去一年半时间抗新冠的富有成效的实践,这都使得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也许是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如果这条路走得通,就可以避免群体免疫所付出的代价,尤其是避开群体免疫可能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说不定还会证明我们确实比西方棋高一着。这里尤其要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以及基础医疗设施比较落后的现实。

8、本来,这是一个需要在科学判断基础上权衡利弊的事情。西方思路的转变,也是这种权衡的结果。在其中,至少有如下几点考虑:第一,从目前的情况看,彻底消灭新冠病毒,不具有现实性,尽管这是应当努力的方向。第二,尽管疫苗普及的速度很快,但由于病毒也在迅速变异,一些疫苗针对新冠变种病毒的效果有所下降。第三,病毒本身在变异的同时,其毒性也在明显衰减。第四,疫苗对减少重症和降低死亡率效果明显。第五,如果不实现这种转变,经济社会生活不能恢复正常状态,代价太大。

9、至于中国究竟最终采取何种策略,就技术的层面而言,只能由专家来判断,我们外行没有说话的份儿。但外行可以从直观的和技术外的层面有些考虑。就欧美来说,用我们清零的方式,几乎不可能,走群体免疫的路线,可能是一种最现实的选择。事实也证明,英美等国在普及了疫苗接种之后,再感染的极少,整体死亡率也非常低。这也可以证明专家们所说的,疫苗防不了感染,但可以大幅降低重症率。这就为与病毒共舞提供了可能。现在的问题是,说疫苗防重症不防感染,与人们对疫苗的常识性认识和期待不吻合,而专家们又说不清其中的原因和道理。这就加大了人们对疫苗和群体免疫的种种疑虑。

10、从中国的情况来说,不惜代价,病毒清零,真的不是不可能做到。去年武汉疫情后的防疫是成功的,这次南京疫情后的防疫,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体也控制住了。这是一条与群体免疫完全不同的路线。如果形成明确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对付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病毒变种上,可能也是有优势的。反正不管你新变种多厉害,来了我就用清零的模式来对待(当然也不排斥疫苗的使用)。但这种模式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短时间内的代价会很大,但如果成功,又可以避免长远的代价。两者如何权衡,还是得由专家来判断。还有一个问题,当世界上基本实现群体免疫的时候,我们怎么打开国门?疫苗的普遍接种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得专家来判断。

11、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都是我们外行说不清楚,需要由内行来研究和判断的问题。我们外行只能在专家无暇顾及的边缘性上表达自己的一点意见,即便是涉及技术性问题,也得以专家的研究结论为基础。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时,一场莫名其妙的大批判开始了。有的文章直指张文宏是投降派,是当代汪精卫。一说到外国经验,就是崇洋媚外。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此有关的问题还能够进行有有效的讨论吗?更进一步说,把技术问题政治化,正常讨论问题的氛围消失,政治正确代替一切,长此以往,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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