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士在使用手机通话
全球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带来了许多有趣的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向警方举报所谓的违反公共卫生令的行为，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围绕疫苗辩论而产生的大量真实和虚假资讯所淹没。
毫无疑问，大流行病加速了这种“告密”（也被称为“打小报告”）的发展趋势，因为据称盖因违反了COVID限制、封锁和边境关闭等规定，而这些规定是由各州政府官员根据其医疗顾问团队的建议制定和实施的。
我们只需看看最近在悉尼举行的旨在反对封锁的抗议活动之后，当局收到投诉数量的惊人增长——新南威尔士州警方收到了超过2万份举报。
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新鲜。
2002年12月9日，《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发表了一篇颇具挑衅性的文章，题为“新的告密文化”。
该文指出，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告密者的天堂”，在20世纪末，告密你的邻居是不可想像的，那“绝对不是澳大利亚人”。但如今，普通公众被“强制说教，要求提供各种资讯以检举揭发同胞”。
从那时起，更严格的环境管理规则促使人们去告发那些被认为违反了这些新标准和法规的人，而其中不少规则是由全球变暖运动所驱动的。
在这个过程中，民众之间更密切地相互观察，包括在人行道上乱扔垃圾、在灌木丛中倾倒垃圾、浪费水源或乱丢烟头等问题，已经变得很普遍。
2009年12月23日，塔斯马尼亚（Tasmania）州的一家当地报纸《水星报》（Mercury）声称，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一个由告密者组成的国家”和“世界级的线人”，他们告发逃税者以及“福利侵占者、罪犯、乱扔垃圾者和水源浪费者等等”。
这一趋势已经得到了各方重视，许多机构推出了供民众登记投诉的热线电话。
例如，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的网站允许人们在网上进行投诉。联邦卫生部和“广告标准”（Ad Standards）等组织也设立专门的网站供人们投诉近邻的不当行为。
此外，许多热线电话允许匿名投诉，如果能够对假定的不法分子定罪，一些热线电话还提供可观的经济奖励。
大多数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和日常生活中可能都会成为告密现象的受害者。
我在多家不同的大学工作了四十多年，我知道第一手资料，即使是杰出的教授也经常被人告发。
例如，年轻同事向大学管理部门举报一些教授敢于去其它大学进行有偿讲座，而没有征求所属学校许可。通常情况下，这些投诉包括在网上获得的各类讲座“证据”。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事件会触犯大学堪称愚昧的行为道德规则，必然会导致训斥或更严重的纪律处分。
基于种种原因，“告密”文化的发展令人担忧。因此，有必要考虑这种文化是源自澳大利亚本土还是外部输入。这种发展对澳大利亚的“伙伴情谊”（mateship）哲学究竟有什么影响？
澳大利亚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告密（to dob）”这个动词。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这个词却很少人使用，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告发左邻右舍不符合澳大利亚人的传统习惯，而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澳洲作为犯人流放地的时代。
布鲁斯‧摩尔（Bruce Moore）发表了一篇颇具分量的论文，题为“‘告密’发展史”。该文认为，“告密”（dob）一词曾在19世纪的英语方言中使用，有几种含义，其中之一就是“指控”（to incriminate）或“告发”（to inform upon）。
“长期以来，在澳大利亚社会中，对人进行告发是一种禁忌，特别是对自己的伙伴，但更普遍的是对任何人。这可能与一个事实有关，即任何这样的告发通常都是向‘权威’告发，因此与澳大利亚人心理中强烈的反权威主义倾向相悖。这也与伙伴情谊和机会均等等概念相悖。”
摩尔对于告密文化源自英国的解释，可能会让广大读者想起唐纳德‧霍恩（Donald Horne）在1964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幸运之国》（The Lucky Country）。霍恩大胆地指出，“澳大利亚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却主要由分享其幸运的二流人物管理。”
在1976年出版的续著《幸运国家之死》（Death of the lucky country）中，霍恩解释称，“幸运之国”一词源自“国家历史渊源的幸运”，澳大利亚人“只是顺应了英国的一些习俗”。
人们确实想知道，那些促成新的告密文化发展的人，其动机究竟是什么。是嫉妒他人成功，还是认为一个人不能享有他人无法享有的权益，即高大罂粟花综合症？（见段后注）即认为一个人不能享有他人无法享有的权益？抑或是有一种过高的公民责任感，推动人们去举报那些试图绕过越订越多的法规的人？
译注：高大罂粟花综合症（Tall Poppy Syndrome）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个流行用语，用来形容一种在社群文化中集体地对某类人的批判态度，属于意识形态表达的一种方式。当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达到某种程度上成功时，会惹来社群中不约而同的、自发性的、集体性的批评。通常这种批评也会从社区领袖们口中而出，亦带有反智主义，特别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
无论形势如何，告密文化显然已成为流行病，严重到这种行为甚至可视为是非澳大利亚式的，与同伴情谊和坚实的个人主义理想相冲突。
原文：Has Dobbing Become a New Cultural Phenomenon in Australi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加布里埃尔‧莫恩斯（Gabriël Moens）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名誉法学教授，曾任莫道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副校长和法学院院长。他出版了一部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小说《扭曲的选择》（A Twisted Choice,2020），最近还在短篇小说选集《内陆》（The Outback，2021）中发表了短篇小说《贪婪的采矿者》（The Greedy Prosp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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