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与分配，效率和公平，是几百年经济思想史的两大命题。过去几十年全球重视增长和效率、忽视分配和公平，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社会撕裂，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新冠疫情后经济K型增长，全球过度依赖货币放水，穷人通缩、富人通胀。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日益引起全球重视。
近年中国高度重视收入分配，精准扶贫被列为三大攻坚战，将共同富裕纳入十四五规划，浙江省被选作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什么从效率优先转向重视公平？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如何？有哪些国际经验值得借鉴？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本文为《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现状与国际比较》篇。
摘要
国内现状：中国收入和财富差距大，而且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有待完善。
第一，收入差距方面，中国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比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由于精准扶贫等原因有所缩小。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峰值0.491见顶回落，近年来维持在0.46-0.47区间。2013-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均值为10.64，在较高水平区间运行。中等收入群体逐渐成为“夹心饼干”，收入增速落后于高低收入群体。
第二，财富差距方面，比收入差距更显著，近年来有所缓和，但2020年再度扩大。由于积累效应，财富差距往往比收入差距更为显著，中国也是如此。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0.704。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升至30.6%。
第三，社会流动放缓。21世纪以来，社会流动性开始放缓、财富的代际传递加强，机会不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凸显。寒门难出贵子，低收入群体翻身加入高收入群体的可能性在降低；相比于中间收入群体，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现象更为明显。
第四，结构层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均存在。城乡差距解释了中国收入差距的绝大部分；地区差距显著，东部与西部差距较大；行业收入差距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明显，信息技术类工资最高、农林牧渔工资最低，非私营企业比私营企业的行业收入分化更大。
国际比较：二十世纪初至今，世界各经济体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状况大体经历了加剧、改善、再恶化的过程。1980年代以来，各经济体内部收入分配进入在恶化阶段，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占据的收入份额从1981年的16.9%增长至2020年的19.3%，收入进一步向金字塔尖人群倾斜。
2020年疫情冲击，全球货币超发，推动了股市和房市的资产价格暴涨，掀起一场造富运动，同时加剧了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贫富差距。2020年全球GDP负增长，但全球财富总额增长7.4%。区域间两极分化，2020年北美洲和欧洲的社会总财富分别增长10.0%和9.8%；亚太地区（不含中国）和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额分别增长6.7%和6.0%；非洲财富总额仅增长0.7%；印度和拉丁美洲负增长。根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2020年全球12.2%的成人人口拥有84.9%的财富，财富差距极其悬殊。2020年联合国称，世界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并处于历史最坏水平”。
中国收入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基尼系数高于0.4这一警戒线；中国财富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快速上升，巴西、俄罗斯、德国、美国财富差距较大，法国、日本、意大利的财富基尼系数较低，跟各经济体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有关。与美国相比，中国收入、财富差距均小于美国。
为什么现阶段更加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之初，一穷二白，钱少人多，生产要素上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劳动的话语权弱、资本的话语权强，为了促进增长、做大蛋糕，所以收入分配上以效率优先、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为基本导向，衍生了一系列对资本友好的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土地财政、社保制度、税收制度、地方招商等。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红利渐远，开始出现劳动稀缺、资本过剩的逆转，各大城市上演“抢人大战”，劳动的话语权提升，同时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所以要提高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适当抑制资本，收入分配上更重视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要“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清理校外培训、推出房产税，等等。这有助于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扩大内需、发展实体经济、制造业、硬科技、新基建等。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时代的力量。
什么是大势？就是降低房地产、金融、教育、互联网等的利润和垄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去长期对民生和实体经济的挤压和成本，大力发展制造业、硬科技、实体经济、新能源、新基建、资本市场等。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看清这一大趋势，至关重要。每个企业每个人最终都是时代的产物。
正文
1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总财富不断增加，但分配不平衡问题愈发突出，分配制度问题亟需改善。整体来看，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来有所缓和，但财富差距明显拉大、阶层固化的风险也在扩大。结构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显著。
1.1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由于精准扶贫等有所缩小
中国近年来收入差距整体来看有所缩小，但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比仍处于较高水平，财产与工资性收入比持续攀升，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落后于高低收入群体。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为0.317，2008年达到峰值0.491，此后见顶回落，维持在0.46-0.47，2019年为0.465。2020年高收入（前20%）和低收入（后20%）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0.20，较2018年的10.97有所回落，但仍处较高水平区间；2013-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均值为10.64。财产性与工资性收入比从2013年的13.7%升至2020年15.6%。财产性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2.3%提高至2020年的8.7%。2018年财产性收入增长12.9%，远高于工资性收入的8.3%和经营性收入的7.8%。
中等收入群体逐渐成为“夹心饼干”，2014年五等分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中间群体（60%）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均超过10%，高于高收入户、低收入户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但2017年以后，增速分布情况转变为“中间低两端高”，2017-2019年，中等收入群体（中间60%）收入平均增速6.3%，大幅低于低收入群体的9.3%、高收入群体的7.9%和全国的7.1%。低收入户收入改善主要得益于中国扶贫政策的引导，但高收入户与中间群体差距扩大仍是需要警惕的信号。
1.2贫富差距：比收入差距更显著，近年来有所缓和，但2020年再度扩大
由于积累效应，财富差距往往比收入差距更为显著，中国也是如此。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有所缓和，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再度扩大。根据瑞信《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财富基尼系数小于0.7为贫富差距较低，大于0.8为贫富差距较大。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不同资产的涨幅不同，拉大了贫富差距，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上升到0.704。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也从29.0%上升至30.6%。2020年，中国总计有527.9万“百万富翁”（家庭财富在一百万美金以上），排名全球第二，较去年上升5.1%。2019年人均财富中位数是仅为平均数的35.8%，财富分化程度显著高于收入分化。
房产和金融资产在家庭资产配置并不均衡，是财富积累的主要推手。根据瑞信《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2020年中国人均资产总增长14.6%，人均净资产（人均财富）增长5.4%，其中，金融资产增长9.6%，非金融资产增长3.7%。据央行2019年调查，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70%，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20%。金融资产最高10%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所有样本家庭的58.3%，而实物资产最高10%家庭拥有的资产占比为47.1%，2000年以来中国人均金融资产以每年16.5%的速度增长。
1.3社会流动：居民的社会流动性放缓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社会流动性加快。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居民的社会流动性开始放缓、财富的代际传递加强，机会不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凸显，贫困人口上升通道受阻。
寒门再难出贵子，低收入群体翻身进入高收入可能性在降低，即收入流动性放缓；城镇流动性低于农村。1996年至2014年，维持与父辈相等社会层级的子女占比46.5%，超过半数的子女（53.5%）与他们的父辈处于不同层级；实现跃升的有41.8%；下降的有11.7%（Yaojun Li，2017）。分城乡来看，城市流动性较乡村高，但实现跃升的乡村高于城市，39.8%的城市子女较父辈出现层级的跃升，42.6%的乡村子女较父辈发生跃升。其中，2012至2014年，家庭在收入分布中的相对位置保持相对不变的比例最高，穷人变富和富人变穷的难度都很大。
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现象更为明显。2010至2015年，根据调查子女与父母职业收入的关联性，得出当父辈是农民时，约47%的子女未来从事的职业仍是农民。当父辈是高技术人员时，其儿女从事与父辈相同职业占比43.2%。相较于处于中间收入群体的职业，最低收入群体和最高收入群体家庭的子女的职业会更集中于与父母相同的职业（Yaojun Li，2020）。入党、获得体制内工作等政治资源有助于维持高收入群体的原有地位，而医疗负担的加重则是低收入阶层陷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即我们所说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1.4结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
结构层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均存在。其中，城乡差距解释了中国收入差距的绝大部分；地区差距显著，东部与西部差距较大；行业收入差距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明显。
1.4.12008年以来，低保、惠农、社保和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出台，城乡差距逐渐收窄、城镇内部差距小于农村。
近年来，农村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收窄，这也是基尼系数高位放缓的主要原因。2020年，城镇收入水平是农村的2.55倍。城乡收入比从2002年3.09下滑至2.62。
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大于城市。从五等分结构来看，城乡差距大、城镇分化小。2020年城镇和农村中的高收入户（前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96062元和38520元，前者是后者的2.5倍；城镇和农村低收入户（后20%）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5597元和4681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2020年城镇和农村可支配收入的S80/S20分别为6.2和8.2。
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平均数的92.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8.8%。
据央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下称“央行调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中位数是平均数的51.3%；最低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的2.6%，而最高20%家庭总资产占比为63.0%。
1.4.2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家庭财富的地区分布均呈现“东南中强于西北”的特点。
从地区生产总值看，东南地区明显最强，中部和部分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和少数西部地区排名最末。2019年地区GDP体量排名前四的省份依次为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均为东南沿海地区；河南、四川和湖北分列第五、六、七位，属中西部地区；西藏、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以及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地区体量较小。其中，上海和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6.4和6.2万元，西藏和甘肃仅为1.7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