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臭名昭著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发誓说，自己将通过加大政府干预的力度来帮助“穷人”，这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并和“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作斗争。
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是，穷人既纯洁无瑕，又永远无助。穷人是一个残酷腐朽制度下难逃一劫的受苦受难者，这个制度永远陷其于悲惨的境地，只有贤人（你最喜欢的政治家的名字）才能拯救其脱离这种水深火热的命运。
当然，你可以把这种叙事解释为纯粹的选举实用主义。对政客来说，不幸而高贵的受害者遭受邪恶的资本家压迫的故事，有着不可否认的好处。他把自己伪装成穿着闪亮盔甲登场的勇敢骑士，向邪恶的为富不仁者发起挑战，以拯救落难的少女并减轻她的痛苦。
然而，如果这整个叙事都只是摆摆姿态，那么贯穿他政治生涯的漫长岁月，这位政客就要成天戴着这样一个相当沉重的人格面具。在这份职业中，从公开的政治对手到本党党内所谓的同盟人物，人人都随时准备在你表现出软弱的第一个迹象时，对你毫不客气地发起猛攻。
所以，必须有更多的东西。也许他们只是担心穷人。可光有这些，还不足以让穷人真正得到改善和摆脱贫困。想想像桑德斯和查韦斯这样的人；从表面上，他们对不幸的人展现出了同理心，这种关心是诚心诚意的。他们听起来不像那些照本宣科的虚伪官僚。当乔·拜登说他关心穷人时，你知道那是假的。当桑德斯这么说的时候，嗯，简单地把这个家伙抛到一边可并不容易。
类似的事情正在墨西哥发生。我们的现任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opez Obrador）就是这种类型的政治家。当他说自己关心穷人时，他确实能做到心灵相通，他能够以1982年以来最高的得票率（53％）赢得2018年大选，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乘坐客机时从不坐头等舱，在路边找便宜餐车吃饭，几乎每天都和“菲菲斯”（”fifís”，俚语，指富裕和文雅的人）进行舌战，他认定这些人是他政权的主要敌人。
然而，同理心并不保证什么，因为感受别人的痛苦，和帮助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你可以写一千篇演讲，发一千遍誓言，但如果你的计划是基于中央集权和政府干预，这种同理心就会变得空洞。
在大约19个月的时间里，奥夫拉多尔极大地扩张了总统的权力，几乎完全控制了立法和司法部门；瘫痪了能源工业的现代化；在几乎没有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启动了三个主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一个机场、一家精炼厂和一列将穿越丛林的火车）；取消了已施工过半的墨西哥城新机场；实现了公共医疗保健的集权化，同时削弱了各州以及联邦政府内部的制衡体系。
他还计划解散数十个自治实体，不是因为他讨厌官僚主义，而是因为他不喜欢分享权力。与此同时，该国自2019年以来一直处于衰退之中，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仍然保持着增长。通过滋长不确定性和侵蚀国家的应急基金，奥夫拉多尔基本上把墨西哥经济推上了几十年来最深重危机的绝路，而这还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之前。穷人将受到最大的伤害。
但他关心穷人，对吧？
唉，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关心和改善是两回事。奥夫拉多尔说要让人们摆脱贫困，主要是嘴皮子功夫，但有时他内心真正的盘算也会显露峥嵘。例如，在5月11日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
“我们需要寻求节衣缩食（…）如果我们已经有了鞋子，为什么还要更多的鞋子呢？如果你已经有了必需的衣服，那就保留那几件蔽体。如果你可以在上下班时拥有一辆普通的车子代步，那为什么你还要再去购买奢侈品呢？”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鞋子，为什么还要更多的鞋子呢？”这句话也许适合一个牧师的周日礼拜，但当你把它放在墨西哥当今事态的背景下分析时，你会得到一个更黑暗的认识：贫穷不是一家失败政府的副产品，而是其志向，是一个特色，而非缺陷。为什么呢？因为奥夫拉多尔的终局目标是完全控制墨西哥社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穷人就将不得不继续贫穷下去。
几年前，他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叶德科尔·波尔文斯基（Yeidckol Polvensky）在一次全国性电视采访中确实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我引用一下他的原话）：
“我们必须理解的问题是（…）当你让人们摆脱贫困，使之成为中产阶级时（…）他们就会忘掉自己从哪里来，是谁让他们离开那里的。”
就是这样。
他们关心穷人。他们感受到了穷人的痛苦。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并不真的希望那些低收入家庭摆脱贫困。即使他们可能看起来怀有深切的同情心，能充分理解穷人的处境，但这并不足以让他们放弃手中的控制权。也就是说，这个穷人的拯救者要想继续掌权，穷人就必须继续维持贫穷，而他会从应归咎于他的责任中脱身，因为他对穷人的关心似乎是不掺半分虚假的，足以让人们给他无限支持。
76年前，哈耶克谈论了社会一旦走上奴役之路，（我们当中）最坏的人就将如何登上权力顶端。他是对的。左派的理念和政党之所以绵延不绝，是因为它们孕育了一类特殊的政治家，比如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他会由衷地关心民众，但同样也会亲手断送民众更多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