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民国38年大陆沦陷是蒋介石的奇耻大辱，但在我看来，这次失败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成熟和担当。因为这样的成熟，他再也没有撂过挑子；因为这样的担当，他才去背负了独裁者的骂名。”
四月五日，是清明，也是蒋公的忌日。
蒋公的一生被他的敌人妖魔化，被诬为独夫民贼，好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发掘出历史真相，认识到他的历史贡献，尊称他为民族英雄。
我个人也亲历了这么一个认识的转折过程。我小时候家里有两位长辈有幸觐见过蒋公，一位是我爷爷，国民党员、黄埔学生；一位是我舅爷，曾经参加青年军，也曾经误入歧途参加共产党。我对蒋公的第一印象、跟蒋公最早的关联来自我爷爷。我爷爷自从1949年被俘以后就闭口不谈过去，但从我记事到他离世，他一辈子只留过一个发型：中正头。我是我爷爷最最宝贝的长孙，从小到大他都对我没有一句责骂，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因为蒋介石。那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看了一部讲延安保育院的电影《啊，摇篮》，回来以后爷爷问我今天看的什么电影啊——我那时候不到六岁，虽然思想已经很“反动”了，我对蒋介石也还没有什么认识，而且这部电影是谢晋导演，用了很多浓眉大眼的小演员，当时感觉演的挺煽情的……我就跟着同学嘀咕了一句“蒋光头欺负小孩子”——我爷爷脸色陡变，大发雷霆。过去家里再大的事我也从来没有见他那么大火气，那是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对我发火。就因为他这顿火气，我开始好奇：这位光头是个怎样神通广大的人物，能让我最亲爱的爷爷，在那样危险的政治环境中，几十年不变地崇敬？
第二位有幸见过蒋公的是我舅爷。他年青的时候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响应国府号召参加了青年军，抗战胜利后跟许多年轻幼稚的学生一样听信了共产党的谣言，加入了共产党。中共建政后他开始觉悟，公开批评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二十多年，痛定思痛，最后在思想上回归了民国。他当年作学生领袖请愿的时候受到过蒋公的接见。我问他，你什么印象？他说，蒋介石极具领袖魅力，令人崇敬、令人倾倒。我就很奇怪了——我爷爷国民党，以校长为榜样也罢了，你当时还是个上当受骗的共产党员，不是应该反蒋的吗，怎么见到蒋会倾倒呢？我后来研究民国史，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我才体会到，什么样的人格魅力，让人折服，让人倾倒。从我五岁跟着人乱叫蒋光头到2002年我特地到蒋公官邸立誓要继承他的遗志，这个演变过程，我相信也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国人对蒋介石从曲解到了解到理解到敬重的演变历程。
这些年大陆流行一句话：小时候恨蒋介石，长大以后更加恨蒋介石——恨他什么呢？恨他剿匪不力。蒋介石是一名极具悲剧色彩的英雄。他的成功和他的失败，他的伟大和他的错误，总是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他的个性也相当矛盾和多元。他的军事背景让许多人以为他只是一介武夫，其实他的学问和他的见识远胜过无数“学者”。他的思想不但不守旧，而是前瞻，所以他不仅被中共妖魔化，也经常被西方和一部分民主人士误解。
蒋介石的历史贡献，最为人所知的是北伐和抗战。北伐使中国达到基本统一的局面，为现代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抗战使中华民族免于沦亡，能自信地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北伐开始蒋介石就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到抗战胜利，中国因为他的不屈不挠终于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平等之地位，并成为联合国五常，跻身世界四强。可以说，在当时极其艰难的内忧外患的环境下，蒋公领导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被列强随意欺侮，达到了统一、独立、平等和尊严。这是他在民族主义方面的贡献。
民生方面，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后不仅偿还了历届北京政府欠下的巨额外债，还缔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到台湾以后又将台湾打造成亚洲四小龙，同时还建立了相当完备的福利系统。我们可以想见，假设没有日本入侵和中共乱政，中国的经济腾飞哪里需要等到今天！
文化方面，蒋介石极其重视教育。抗战期间政府在丧失了大部分富裕地区的税收同时军费高涨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义务教育，不收一分钱学费，因为他相信我们国家的前途就在于要造就自尊自信的“新一辈国民”。他在大陆发起过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言必谈的公民教育，因为他了解，要有相当的国民素质基础，才能保障高品质的民主。文革期间他又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保存了我们民族文化的香火血脉。
但是他最大的贡献，也是最少被人提起的贡献，是他为中国施行宪政所做的不懈的努力。
今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在了解到历史真相，了解到蒋公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贡献以后，都不会否认蒋中正是我们民族足以自豪的英雄。不过大多数人对蒋介石的认知都还是局限于蒋的民族主义，对他的尊重也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感情。但我一直有两个个人研究或者说观点，我觉得评论家和研究者通常容易忽视的，我认为：第一，蒋介石的确是一位忠义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从来不是一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具备相当开阔甚至超前的国际观（这个我以后专文或另开话题再谈）；第二，蒋介石不止是民族主义者，他还是民主主义者，一辈子为中国寻求宪政民主，甚至，我说句不够恭敬的话，他一度是一名“民主愤青”。
这句话说出来，一定超乎许多人的想象。
去年春节我们在纽约办了一场邀请藏人共同联欢的晚会，会上我和达赖喇嘛尊者驻北美代表处的华人联络事务官贡噶扎西一起主持了两场知识竞赛，一场是关于西藏文化的，一场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其中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在这里也顺便考一下大家。这个问题是：
某位国民党领袖为了选举事宜曾写信给中央党部秘书长，要求党员明了“今后本党与其他党处于平等地位”，并深切体会民主体制之真正涵义。——请问这位领袖为何人？
我们提示了几个选择，答案A是孙中山在1912年，答案B是宋教仁在1913年，答案C是蒋介石在1947年，答案D是蒋经国在1987年，答案E是李登辉在1990年。
这道题，现场几乎所有人都答李登辉或者蒋经国，没有一个人想到正确答案是蒋介石。除了一位年青的藏人朋友——我当时觉得好难得啊，我就表扬他，结果他说他也是听到前面答案都错了才蒙对的蒋介石。问题是我们其他汉人连蒙都没有蒙蒋介石啊，可见我们对蒋的认识有多么欠缺，对他的偏见有多么根深蒂固。
这封信是1947年蒋介石亲自写给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当时共军虎视眈眈，内战一触即发，但是蒋介石这个“民主愤青”，急于恢复被日本入侵中断的民主进程，急于兑现国民党训政以后要还政于民的承诺，急于实现国父宪政中国的理想，抗战刚刚胜利，他就在1946年召开了制宪国大，开始行宪，1947年进行了首次国大代表直选，1948年首次立法委员直选。除了制宪行宪的决策，他还亲力亲为做了许多具体的事去克服阻碍、去积极地推动宪政进程。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一件，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国民党主张的是抗战前几经修订的五五宪草，而民社党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距离孙文的五权宪法理论是比较远的，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弹。一读期间，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因为毕竟是大党占多数，很快就把它改回了五五宪草的式样。民社党当然就不开心了，要离席抗议。这时候，是蒋介石劝说国民党代表相忍为国，尊重少数党派的意见，恢复为政协宪草。要知道蒋公是非常尊敬国父的，他能作出这样的让步，实在不容易。最后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和五五宪草在体制上孰优孰劣，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明显的区别是四六宪法大大限制了总统的权力，所以胡适才会说，这是一部比美国宪法还要民主的宪法。
第二件，也就是蒋介石写前面那封信的国大代表直选期间，闹出了棺材上书的故事。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国民党虽然是个臃肿松散的组织，毕竟是创建中华民国的大党、训政党、领导抗战胜利并作出了绝大牺牲的党，她在民间的声望和影响力是首屈一指的，真正要民选的话，青年党因为抗战立了许多功，在四川也有多年的经营，还有点希望，民社党可能一个名额都拿不到。这时候蒋介石又一次相忍为国，指示国民党党中央严令那些由选民联署当选的国民党代表退选，将名额让给青年党和民社党。这些国民党代表当然不乐意了，嘿，我民选的呢，你凭什么要我退啊，你有党纪，我有国法，这些党员就决定要维权。其中有一位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只是因为跟三青团沾了一点边，他明明得了五万票却不得不把名额让给一个只有16票的民社党员，这怎么能服气呀，这位最后是气得抬着棺材到南京上访。所以接下来的立法委员直选，国民党就汲取教训，索性一开始就规定好，未经本党提名不得自行参选，这样来强行补足青年党和社民党要求的名额。可是这不是违宪操纵选举吗？为什么？就为了一片苦心要抬举少数党来达到宪政的平衡。当时司徒雷登都看不下去了，认为“两个少数党争权夺利超过许多国民党人士”，建议“延期选举”。美国人都建议延期选举了啊，没有压力了啊，然而我们的“民主愤青”蒋介石还是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举行选举是走向宪政的必要步骤”。
第三件，48年的总统选举。抗战胜利以后蒋委员长的声望如日中天，他当选第一届民选总统毫无悬念。李宗仁呢有意竞选副总统并且写信给胡适建议胡适参选大总统。蒋介石知道以后在当天的日记里面写，李宗仁这个用心这个权术他看得很明白，但反而很安慰，因为他认为由胡适来任总统，可以缓和各方面矛盾，而且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背景的总统更有机会在美国民主党政府那里为中国获取美援。中国当时非常需要美援。因此为了救国的出路，他决意退让，不参选总统，而是以参谋长的身份专心剿共，或者以行政院长的身份辅佐胡适。他请人传话给胡适，胡适先是推辞，后来几经劝说，勉强同意了。胡适一接受，蒋介石马上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出来，最好由本党推举一位党外人士候选总统，并且建议了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简直就是为胡适量身定做的。但是他遭到了一致反对——“什么都可以服从总裁，就这一件事不能服从。”他虽然是总裁，作为国民党员他也必须服从党的决议，他后来请胡适吃饭致歉，建议胡适自己组党，胡适安慰他说，党员敢于反对总裁，这是好现象。
第一届民选总统，这是无上的殊荣，蒋公也当之无愧，HE EARNED IT.但是他为了中国的前途考虑都宁愿辞让，这不是一个梦想“独裁者”做得出来的。当然，他的敌人又攻击他是虚情假意。但其实他只要参选他铁定会赢，他不参选胡适才有机会，他没有必要虚情假意。而且，从蒋的生平和性格来看，他一辈子以国家为重，个人权力欲望确实不大。
说到这里有人就要问了：蒋介石在大陆曾经长期掌握军政大权，到了台湾又连任几届总统，怎么可能权力欲望不大呢？
这就要回顾和剖析一下蒋的性格。
蒋介石很年青的时候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每次作战他都是身先士卒，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每次革命一成功，他就撂挑子，动不动就辞职不干，要回老家侍奉母亲。而且他闹辞职不是因为职场不顺利，他早就获得了孙文的特别器重。但是他就是说走就走，孙文也拿他很头疼，说蒋介石这个人心高气傲、桀骜不驯，经常就是留张纸条，未经批准，就挂冠而去了，连孙文亲自发电报写手谕也召不回来。有人说蒋介石辞职是因为跟陈炯明合不来，其实他跟陈私交挺好的，1922年陈炯明准备叛变前向孙文辞去了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孙文照准；蒋介石还想不通，跑去找孙文说情，当然没说成功啦，一气之下也辞职了，他要跟陈炯明同患难。过了两个月，孙文在永丰舰遇险的时候，蒋介石正以为自己在跟陈炯明共患难呢，正在家赋闲，他一接到孙的信就写了份遗嘱，把家产分给两个儿子，然后冒死到广州去护卫孙文四十多天。但是孙文一脱险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又辞职回家了。这才立了救命的功劳，正是青云直上的机会啊，他就这么毫不可惜地扔掉了。假使一个人权力欲望很大……一个积极上进的青年不可以这样子的嘛对不对？蒋介石偏就这样，一不乐意或者一有家事就辞职，辞了十几次，直到1925年孙文逝世，他自觉到有甩不掉的责任在身了，要完成北伐，完成国父的遗志，才没有再开过小差。
但是即便在他掌握中国最高权力以后，每次遇到内斗，他就又以大局为重，通电下野。第一次下野1927年，明明是他高瞻远瞩果断清党，但为了争取汪精卫，他在清党前就给汪精卫承诺支持汪精卫来主持党务，所以汪精卫分共以后提出来要做老大，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就辞职去国了。第二次下野1931年，又是因为蒋介石跟胡适一起“民主愤青”，他认为中原大战以后中国已经基本统一，可以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一部在宪法颁布前、在训政期间可以临时用的约法了。但是胡汉民认为从训政到宪政的程序上不可以跃进，以违背孙文遗教为由坚决反对。简单地讲，胡汉民主张训政期间要党治，蒋介石主张训政期间要法治。这一场争执，又被汪精卫和桂系利用，闹到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第三次下野1949年，他让位李宗仁去跟中共和谈。有人说他三次下野和复出是以退为进，有这个可能，不过他每次下野都是礼让，每次复出都是国难当头大家发现没有他不行了才又把他请回来。演戏的可能不大，而且风险太高。我感觉他这个下野跟他的性格还是有关系，有负气和从前那种撂挑子的成分。尤其最后一次下野，在大陆的最后一年，除了布局撤退台湾，我感觉他是比较消极的，有一点自暴自弃——他把时局看得很清楚，李宗仁想做什么他很清楚，有什么灾难性的结果他也很清楚，但是没有人听他的，他无力回天——这一次是直到大陆沦陷的最后关头他才打起精神来。
为什么蒋介石总是辞职再复职，下野再复出呢。我认为这体现了他性格中的一对矛盾——“厌世心”和“责任心”之间的挣扎贯穿了他的一生。蒋介石年青的时候在日记里面写：世界何其肮脏，政治何其肮脏，他想放下一切出家当和尚。另一方面，他性格中最突出的又是他的责任心和他的意志力，所以每次他被需要，每当有责任召唤，他就会回来承担。
民国38年大陆沦陷是蒋介石的奇耻大辱，但在我看来，这次失败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成熟和担当。因为这样的成熟，他再也没有撂过挑子；因为这样的担当，他才去背负了独裁者的骂名。
蒋介石年青时对自己的期许是做豪杰；中年以后开始以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是我们敬重他的地方，但他的这个追求，也很可能是他从412清党时候的杀伐决断变得优柔寡断起来、以致“剿匪不力”的原因。譬如，有不少人就批评他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坚决不允许部下暗杀毛泽东，导致毛魔荼毒中国至今。
蒋介石不是没预见到毛会荼毒中国，他一向非常有远见，他很早就洞悉了苏联所谓共产主义的真相，很早就预见到日本的全面入侵，他也早就估到中共会利用抗日战争自肥、壮大，但是在“不抗日则亡国”和“抗日则亡党”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在“军政以确保剿共”和“宪政以还政于民”之间，他又选择了后者。他的选择是对是错，我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蒋公有没有后悔，我只知道他做任何选择，都从来没有放弃宪政中国的最终目标。
但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能做圣母，不能够因为要成就自己圣人的声名就爱惜羽毛，而是既要把握好原则的坚持，也要有为选择正确的路而不惜背负天下骂名的担当。这或许就是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的区别所在。我想也是为什么，蒋公在49年后痛定思痛，汲取大陆教训，不惜背负独裁者的骂名，冻宪戒严、连任总统、集中权力，以确保台湾不被中共渗透、确保台湾成为中华民国反攻和复兴的基地。终于，在蒋经国任上，至少在台湾模范省，完成了中华民族百年宪政梦想。
不过呢，虽然现在大家都盛赞蒋经国开放民主，但谈到两蒋之间的政治传承，谈到蒋经国继承蒋介石的权力——尽管中间隔了一个严家淦——这件事一直都有父死子继的诟病，也总是被作为“蒋家王朝”“独裁”的一个佐证。老实说我也有点腹诽：虽然民主国家也有政治世家，譬如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我们总不能禁止有政治抱负和能力的家庭成员从政嘛——但是这样授人口柄，总是不智，总是不完美。
其实蒋介石跟蒋经国早年的关系不怎么好，甚至有谣传经国也不是蒋公的亲生儿子。不管是不是亲生儿子，蒋介石理想的接班人都不是蒋经国，而是陈诚。之前立的遗嘱也是交班陈诚。可惜陈诚死得太早。蒋介石自己也感叹过，他的好学生不是战死了就是被俘了或者病故了。剩下的，或者能力不够，或者资历不够。像严家淦很能干，但党内资历太浅不能服众，党内这么多派系他搞不定的。而蒋经国这么多年确实证明了自己全方位的能力，公平而论，他积累的政治实力并不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
我发蒙的时候，读过一个春秋故事，给我印象很深：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没有令，谁去做合适呢？祁黄羊推荐解狐。晋平公就很奇怪，因为这两家关系很复杂，是仇家，当年祁黄羊的爸爸错手杀了解狐的爸爸，解狐又下毒杀了祁黄羊的爸爸…为什么祁黄羊还要推荐自己的杀父仇人呢？祁黄羊说，你问我谁合适，又没问谁是我仇人。又一次，晋平公再问祁黄羊，谁适合做尉呢？祁黄羊推荐祁午。晋平公又奇怪了，祁午不是你自己儿子吗？祁黄羊说，你问我谁合适，又没问谁是我儿子。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一段大公无私的佳话——举贤不避仇，举贤不避亲。说到这里，我想请问大家，有谁能说蒋经国不贤呢？
另一方面，蒋介石传承给蒋经国的不仅仅是权力，更重要的是理想；蒋经国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至少在台湾实现了这一理想。许多民主人士都盛赞蒋经国主动结束专制开放民主，其实开放民主一直就是蒋介石设定的目标，在大陆不幸失败了，在台湾终于在蒋经国任上得以开花结果。
我的义父康国雄，曾经被污蔑为“蒋介石的干儿子”，九十年代他去台湾拜谒蒋公的陵寝，他问台湾人更敬佩老蒋还是小蒋。那个时候，（今天可能不同了），那个时候他得到的大多数答案是“老蒋。因为小蒋的成就都还是基于老蒋设定的目标和打下的基础。”
蒋介石打下了哪些基础呢？除了从大陆带去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政体制，他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几千年来最成功的土地改革，没有流血，没有不公不义；他治理台湾期间又一次创造了他在大陆创造过的经济奇迹，迁台十几年台湾就进入了小康社会，从日本的输血管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这也使得蒋经国后来有本钱进行十大建设。这些藏富于民的举措是台湾顺利开放民主的经济基础。台湾的民主改革也不是从小蒋才开始。老蒋总统除了限制共产主义和台湾独立，控制中央权力以维系中华民国正统以外，刚刚迁台风雨飘摇的1950年就推动地方自治和实现了基层的民主选举，并且从小学就开始推行各种民主选举的教育。老实说，蒋介石如果真想独裁，台湾这幺小个岛，要学金日成那个式样的独裁应该是轻轻松松。他何苦费心费力搞什么训政，每天去教老百姓孙文的《民权初步》？
他孜孜不倦地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国民党要还政于民的承诺。
他曾经对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去世时仍然是一个独裁者，我必定和所有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永远活在中国每个家中。
我相信，尽管蒋介石并非完人，他的一生经得起任何历史学家最严苛的拷问；我也相信，他的遗志会在中国的整个领土上实现，他会永远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家中。
年年清明年年雨。每到清明，我一定要祭奠蒋公。经常就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对蒋介石评价这么高，为什么这么敬佩他？
我对蒋介石评价这么高，当然是因为我在前面介绍的他的品格、他的贡献。但在我心目中，蒋介石的形象比其他包括国父在内的伟人都还要来得亲切的原因，恰恰因为他不是完人，而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缺陷有弱点的凡人，对尽美和尽善，孜孜不倦、一步一印的追求，正所谓“择善固执”；我最最钦佩蒋介石的，也还不是他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而是他对责任一经认领就负责到底的态度、他的顽固、他到死也不放弃的意志。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生很有动力的人，所以我跟我的同仁们说，你们每次看到我想要偷懒想要遁隐，就拿蒋公来作我的鞭策。我看得入眼的名人伟人极其稀少，但是我要说，蒋中正是我的人生榜样。
记得2003年宋美龄逝世的消息传出来，很多人都到网上表达对蒋夫人的哀思，对蒋总统和对中华民国的怀念。有人很悲痛很绝望地写道：
“可惜蒋公已经过世了，我们怎么办？！”
我是这么回复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蒋中正。”
今天，我想再用这句话，同每一位有志于复兴中华民国、有志于重建宪政中国的同仁共勉！
（2018年4月5日视频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