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大革命，列宁的十月革命，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这一路以建造“新社会”为目标的乌托邦，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探讨大革命的理论书很多，但文学家通过讲故事和塑造人物，往往能把作家对革命的理解表达得更生动、更准确。十九世纪的四位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虽然他们的经历大相径庭，所写的故事各有千秋，但他们不约而同都对无视生命本身、践踏人道情怀的“革命”持负面看法。
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明显表现出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和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到来之前，就有预感和恐惧。他们之所以能对“革命”有更准确的把握，是因为他们衡量对错的标准是人、人性、人道；而不是政治家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必须让位于人道情怀，人道主义的光芒高于一切。雨果的《九三年》就是把人道主义精神推向极致的精品。
人道情怀高于一切
《九三年》的主角有三个∶忠于国王、要挽救君主制的老伯爵，残忍的革命军政委，有人道情怀的青年将领。但关键的角色，却是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这三个孩子开篇就出现，结尾时更被瞩目。三个弱小的生命，支撑起几个高大的、闪烁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形象。最后人道主义战胜一切，赢得最后的胜利。
《九三年》开篇最精彩的部分是一个革命军和一个村妇的对话。军人问∶“你是什么政见？你是和蓝军在一起？还是和白军在一起？”回答∶“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村妇告诉军人她丈夫三天前被杀害了。“谁杀了他？是蓝军还是白军？”“是子弹杀了他。”
《九三年》里最高大英雄的最伟大壮举，是救了这个什么政治也不懂的村妇的三个孩子。在书的结尾，这三个孩子被大火包围，本已逃脱革命军包围的老伯爵毅然返回，救了那三个孩子，宁可自己被捕、上断头台；那个有人道情怀的青年将领认为，老伯爵的行为代表人道，代表无辜，所以把他放了，结果他自己被革命政委（也是养育他成长的老师）送上了断头台；而为了遵守自己的理念把自己最心爱的弟子送上断头台之后，革命政委自己举枪自尽。
衡量“革命”的尺子
这本书实在是非常地“雨果”，他在把人道主义的旗帜高扬到高于一切意识形态之上的同时，把人性的潜能提高到近乎耶稣才能企及的高度。其人道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光芒，使几百年来任何国家为了种种意识形态——均贫富、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等等——而践踏具体生命的革命者们，卑微到无法理喻的程度。
雨果提出了至今仍是人类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孩子和革命哪个重要？生命和政治哪个宝贵？雨果的结论是∶人道高于革命，仁慈重于意识形态。人，人性，人道，这些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它是衡量一切“革命”的尺子。在三个无辜的生命面前，没有蓝军、白军，没有保皇和革命。
《九三年》思考酝酿了十年，也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可谓他一生思想的结晶。书名《九三年》是指大革命进入第四个年头、也是红色恐怖进入高潮的一七九三年。这是革命关键的一年，因路易十六国王手下的将军“老伯爵”在法国旺代地区率众起义，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党派共和军去“平乱”。
把整个过去集体屠杀
围绕描写起义与平乱，雨果提出对革命的总体看法。首先，他认为，大革命是对国王制度的反抗。路易国王和老伯爵庄园的“塔楼”代表法国十几个世纪的君主政治，是君权，特权，神权的结合。这种土地上，洒过太多的鲜血和眼泪，埋有太多的尸骨和罪恶；于是“凶险的树在这不祥的土地上萌芽”，复仇者最后冒出来，暴怒地对“塔楼”说，“我是你的女儿”——它就是“断头台”！
其次，在雨果看来，君主制虽有严重问题，甚至罪恶，但是，罗伯斯庇尔的大革命更可怕，因为它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如果说国王政治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瘤”，那么大革命就是“一把斧头”，它乱杀乱砍，溅出一片血腥和恐怖。雨果盖棺论定说，“大革命就是断头台”，对其痛恨至极！
雨果在书中用老伯爵的口痛斥革命的罪恶∶“你们杀掉国王，杀掉贵族，杀掉教士，踢倒圣坛，粉碎上帝；你们只会破坏、粉碎、摧残、毁灭，心安理得地充当残暴的野兽。┅┅你们把整个过去集体屠杀！”
人类发明的最丑之物
这种革命是高举“善”的大旗、以人民的名义、用最残酷的手段进行的。曾在巴黎街头看过断头台斩首场面的托尔斯泰说，这是人类发明的最丑陋、凶残、令人作呕的机器。雨果则在《九三年》中写道，“这个怪物这么丑陋，卑劣和渺小......这个丑怪的东西就是断头台。”在大革命发生的几年之内，就有六万个头颅，在断头台落地。最具嘲讽意义，最表明其残暴本质的是∶其中246人是曾判过别人上断头台的革命法庭的法官。
残忍的断头台，为后来斯大林的红色屠杀，毛泽东的共产暴政，波尔布特的滥杀无辜，提供了样板。美国版《九三年》的英文序说，斯大林最欣赏的就是《九三年》中那个冷酷、残忍、极端忠于革命价值观的原为教士的共和军政委西莫尔登，他在乔治亚当学生时看了这本书，后来把名字改为“斯大林”（意为钢铁），开始革命。
从法国大革命获灵感
斯大林、毛泽东们戕害异己的党内斗争和清洗，也是从法国大革命获得灵感。雨果在书中描绘了革命领袖的倾轧、阴险、刻毒和残忍。在巴黎的革命议会里，“大家互相辱骂∶阴谋家！杀人犯！叛徒！互相检举、殴打、诅咒、挑战；彼此怒目而视；挥舞著拳头，微露出手枪，半抽出匕首。”罗伯斯庇尔眼睛盯着丹东，“瞄准对象就发动闪电式的攻击，很愤慨地爆发出一大堆充满不祥字眼的话∶我们认识那些阴谋家，那些卖国贼，他们就在这个议会里。”丹东则叫喊，“该隐（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妒忌而杀死自己的弟弟）隐藏在仇恨里，现在跳出来了，混在人们中间，那就是马拉。”而马拉则威胁他俩说，“你们耸耸肩膀，脑袋就可能掉下来的。”
雨果感叹说，“在他们判决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只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马拉5个月3星期，圣法叶只有一天。”
一百年后，托洛斯基被斯大林暗杀，刘少奇被毛泽东害死，邓小平把两个选定的接班人废黜，江泽民把赵紫阳软禁关到死，都是这种模式。在这种革命中，没有规矩，没有法律，更没有慈悲，只有弱肉强食，野蛮的丛林部落法则∶赢者为王，败者下地狱；谁拿到权力，就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它必须靠暴力统治，必然产生血腥，必然带来恐怖和死亡。
用白骨堆起的中共革命
雨果对国王政治是批判的，对大革命是否定的，那么他要怎样的政治？他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他明确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更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雨果的小说世界，都是人道情怀赢得最后的胜利。从《悲惨世界》中警长的投河，到《九三年》中军政委的自尽，一腔理想主义光芒的雨果，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塑造自始至终汹涌着人道情怀的高大英雄，同时让被法律教条和意识形态毒化的“魔鬼”都无法承受内心深处的“人性”光芒。
回首中共六十年的革命，正是一部典型的，把雨果高扬的人道主义踩在脚下、灭到深渊的、用白骨堆起的杰作。
（本文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