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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胆:中国秩序维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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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综合解决问题,推出了新的监管方式,诱导了相应的市场行为,由此勾勒的治理的轨迹综合起来就是“中国模式”的构建脉络:按照权力的节奏控制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幅度、诱导特定市场行为造就相应的政经态势、政府成为产业发展的看护人、特定企业承担国家使命、民族主义覆盖普世价值、强调资本、技术和艺术的目的性、奉行国家优先于个人的集体逻辑、集中资源弹压异见实现预设目标。

中国本次“以人民之名”的监管风暴中,官方不仅试图重整价值维度,亦使得教师和艺人立场鲜明、效忠党国。(汤森路透

从去年叫停蚂蚁集团上市,到近期整改教育、娱乐和电玩行业,中国一系列的跨界强监管的风暴,折射出波诡云谲的未来基调。

在官方祭出监管组合拳之际,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引起了公众关注,作者李光满宣称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所有阻挡变革的“都将被抛弃”,《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则在微博上驳斥李文系误判,认为近期一系列监管的目的是规范市场,只是社会治理进一步和上台阶的完善。

监管风暴的真实用意和影响应该介于李光满和胡锡进的见解之间,既不是回到从精神到人身的全面控制的前市场年代的“革命”,也不是单纯规范市场秩序的常规执法,而是借处理弊案和乱象迅速且大力推进以制造业为未来导向的秩序维新。

从金融到教育界和娱乐圈,诸多监管手段背后带有深深的传统思维和伦理烙印,如教育市场化的推行使得教师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已有的待遇,开始追求额外的收入,追求经济利益迭由于教育资源不均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的不稳定预期,打击课外补习的新政的由此出台,也源出传统重义轻利和不患寡患不均的儒教观念。

明星们会更积极配合政策风向

教育界外,娱乐圈的整风也与之类似。透过特定艺人的负面事迹和大众对粉丝活动的不满,趁机推动网络红人应该为“体制”文宣教化服务,而不是单纯迎合消费者逐“市场”而居,认为后者只顾走红和掘金的拜金主义、外貌主义和消费主义风气存在负面的引导效应,明星们未来在政策的风向标下会更积极地迎合公益和党义的权力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以人民之名”的监管风暴中,官方不仅试图重整价值维度,使得教师和艺人立场鲜明、效忠党国,还试图统合利益维度,遏制非正常向虚的资金,让资本回归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

官方对违法失德艺人的发声与表态中,不仅如同过去一样强调道德和法制对艺人的约束,更突出的是艺人背后的资本。上月底,中共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题为《斩断娱乐圈乱象背后的资本链条》的访谈文章,认为明星负面资讯频出反映出个人素质不高、法治意识淡漠,也涉及娱乐界不正常的行业生态,在资本快速扩张影响下,娱乐圈出现过度商业化、资本化倾向,娱乐圈和垄断资本勾结,明星本身也是攫取超额利润的资本主导下的利益链中的一环,并称这种资本的无序扩张不只存在于娱乐圈内,金融平台垄断、课外培训等问题实质也是资本逐利最大化所导致,一旦资本过度扩张到深度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域,就会使得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日益偏离正轨。

官方视域里,追星和电玩的消费是非生产性的和非积累性的,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只有像制造业这样的经济活动才创造真实价值,但处在风口的电玩、追星、地产、金融平台投资回报率高于制造业,资金大量流入虚拟经济,加剧资金在虚拟经济内部的自我循环,制造业投资回报偏低的态势更诱导大批传统企业纷纷涉足和转投电玩、追星、地产、金融平台,以上逐利现象将制约中国制造业升级的长远目标,所以有必要透过强监管加以抑制,避免脱实向虚的经济风险。

仿效德国模式

更进一步,本次监管维新不是像以往点对点的纠偏,而是旨在透过经营环境的强力扭转,形塑一套新的激励机制,仿效德国模式提升制造业的品质和结构,结合基于东升西降的地缘政治判断和贸易战中制造业的竞逐态势,试图为日后对美博弈从长计议。

相比于按市场规律自发形成的产业链,政府更希冀在产业发展中充当父家长,并让特定企业承担国家使命,这种偏好提高制造业在国家布局中角色的思路倒像是商鞅农战思维的复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鼓励国民从事耕战,抑制民众脱离耕作四处流动,经商也受到控制的“重本抑末”思路和对实体、虚拟经济的不同取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抽象来看,中国改革开放过程是一场放权让利的过程,在过去的观念里,一个有活力的市场是“放”出来的,现在则反其道而行之,强化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行政控制与引导,强调“收”,用中国文宣辞令就是“治理”,强化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行政控制,标志著有限市场化转入后半段,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传统“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思维的折射。

为综合解决问题,推出了新的监管方式,诱导了相应的市场行为,由此勾勒的治理的轨迹综合起来就是“中国模式”的构建脉络:按照权力的节奏控制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幅度、诱导特定市场行为造就相应的政经态势、政府成为产业发展的看护人、特定企业承担国家使命、民族主义覆盖普世价值、强调资本、技术和艺术的目的性、奉行国家优先于个人的集体逻辑、集中资源弹压异见实现预设目标。

资本妖魔化

猛药沉疴式的监管,其成效仍是未知数,监管政策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把资本妖魔化,仿佛资本运作故意来破坏秩序的,其实资本奉行的无非是利益最大化的商业逻辑,现在以特定的乱象和弊案为由打击资本使其更多的奉行公益逻辑乃至党义逻辑,难免会出现许多伪善行为;另一方面,在传统产业升级乏力和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大量流动性资金的涌入制造业,造成的结果也可能只是加重结构性产能过剩。

一刀切的运动式强监管不免产生内耗,导致结果偏离原定目标,打击资本无序扩张,最后可能走样为打击市场经济本身,损害经济活力,整风之后,原本泥沙俱下的经济和娱乐生态可能变得一潭死水,最后仍不得不有限放松和回弹,维新秩序里,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怪圈仍会不断复现。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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