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19日
康生继续使中央委员们反对王明。
江青大大促进了我们与毛泽东的接触。当然，她这样做，她丈夫并不是不知道。毛泽东显然希望我们接受他的观点，并据此向莫斯科报告。
江青常请我们去吃饭，在这种时刻，我们绝口不谈政治。
昨天，毛泽东没头没脑地说：“如果当权者不循正义途径行事，孔夫子是支持造反的神圣权利的。”他悠闲地看着我，直视着我的眼睛来观察他的话所引起的反映。他习惯于一面说着话，一面注视着你的眼睛。
他说话时，其他人都不作声，即使在家里也是这样。他猛抽烟，字斟句酌地低声说话。即令在家里，他也是个演员。
1943年9月22日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指示他向我们传话。
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
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
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
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
1943年9月23日
马克思主义的党，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果在各级没有集中的和有纪律的领导，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党。但这并不是说，党是它的领导人意志的沉默而顺服的执行者。
领袖的意志应该是党的意志的集中表现，而党的意志是通过民主集中形成的。
没有民主集中制，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不能具有真正的力量，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群争吵不休的空谈家，极容易为组织严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所摧毁。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对任何与“毛主席”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镇压，民主集中制已锐化成马克思所讥讽的由信仰而产生的奴隶制了。
毛泽东懂得中国的古典文学，他的同胞所以给他唬住了，这是主要原因。他对西方哲学了解得很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
我们谁也没有在他那里见过莎士比亚、斯丹达尔、契诃夫、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中译本。
凡属不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一概加以蔑视。可以这样说，对他说来，中国的东西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终极真理。
他经常看的，是一套中国百科全书，古代哲学论文，和一些旧小说。
莫斯科要召回尤任、阿列耶夫和多尔马托夫，十月底要派飞机来把他们接回去。根据与中共领导商定的意见，我、奥尔洛夫和里马尔将在延安留至战争结束。
毛泽东就此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用各种办法来试探我的情绪。
1943年9月24日
今天，在我们例行的碰头会上，康生意味深长地说起王明来。他说，王明在汉口时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他和他的一伙在那里好像另立了一个党中央，而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不顾。实际上，王明并没把以中共中央主席为首的延安的整个领导放在眼里。王明不服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甚至拒绝翻印他许多很重要的文章，这是有案可查的。
康生还说，王明作为中共驻国民党区的代表，违背他所得到的指示。他未经毛泽东同志许可，就直接跟蒋介石通信。他瞒着中共中央主席进行的这种通信联系，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至今还一点也不知道给蒋介石的这些信件的内容。
很明显，康生是要在各方面给王明抹黑。他所举的一些事情并不能看成是什么严重问题，这一点他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王明不按惯例，而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作了相应决定，这是形势的需要。对王明与蒋介石通信的未知部分，对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加以怀疑，显然是找岔儿。这是胡说八道，但这种胡说八道大家立刻就会信以为真。这是加于王明的又一罪状。
说完这些以后，康生说，在1941年9月，政治局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结果产生尖锐的分歧。从此，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据我了解，毛泽东想要由他来裁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是否合理，就是说，他要凌驾于共产国际这个工作机构之上。）
情报局局长还说，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报告及一些“有关问题”的讨论结果是，除王明以外，所有有关的人都这样那样承认了错误，只有王明把自己“摆到了与党对立的地位”（毛泽东正好是要把王明逼到这个境地）。
康生说，有些同志说到他们的错误时，不坦率，不诚恳，他们“显然只是形式上坦白了”。
“我们对这点没有怀疑，要愚弄我们不是太容易的！”康生总结说。
康生是出于天真还是他的愚蠢，以为我倾向于接受他的观点。他跟我谈话时，对一些显然有损他自己和中共中央主席的事情，有时也并不隐讳。好吧，尽管对我的这种态度不会持续很久，可是眼下我知道了很多情况，确实很有价值，很有趣，以前这些情况对我们一直是小心保密的。
这也许是毛的策略？也许他想这样来使我持中立态度，使我成为他的代言人？无论如何，江青对我们的态度说明了这一点。她随便，可亲，而且越来越想和我们经常在一起。有时，他拉拉扯扯，似乎有失体统，有悖于对女性举止有严格约束的民族传统。
1943年9月29日
江青读的书比她丈夫多得多。无论如何，她对世界文学名著是熟悉的。
毛泽东对他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一点都不放在心上。我们谁也想不起他曾提到过他们，或者问过他们的健康情况。顺便要提到的是，他对小女儿也很少关心。如果他表示关心，那也全靠他妻子来尽力激起他的父爱。她是很能左右他的。
江青照顾他的健康、日常工作和衣食，是他最信得过的秘书。
中共中央主席已分化了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他用软硬兼施的政策，把他们拉到他一边去，然后再使他们彼此相斗。他甚至假手于王明和博古以前的同事和朋友，来跟这两个人算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