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而论，魏特夫在学理上对费正清和史华慈的质疑未必都是合理的，中共革命在历史上独立于苏俄模式以及领导农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确是中共革命之所以成功的核心要素，在事实判断层面，可以说中共革命的胜利是对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一个"创新"，中共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道路的确与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起义为中心的夺权道路有着重大差异。魏特夫批判性视野的重要性在于，他提醒人们："中国共产主义和它的苏联模式与对手一样，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差别，"毛主义"并未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离经叛道"。在中苏两党严重对立之中，魏特夫关注的是"中国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与苏联的关系是什么？"以及"近来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的冲突又意味着什么？"在魏特夫看来，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探讨"极权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战略"，尤其是在美国流行的对中国J权主义革命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现在的形势需要纠正这种贫乏的状况，也需要一切善意的人们共同合作，不管他们以前有过什么分歧。"魏特夫特别强调："昨天的错误可作为我们观察明天的借鉴。"(26)
史华慈当然不会接受魏特夫把他发表于1951年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打入在"昨天的错误"的清单里，更不会承认他和费正清、布兰特共同犯下了一个"并非偶然"的错误——"它已给我们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恶果。"(27)史华慈认为，《历史文献》和他的书"一贯强调了中国共产主义中列宁主义的不变真理"，(28)他之所以提出"毛主义"这一概念，并赋予其和斯大林主义等量齐观的"语义学意义"，是因为"主义"不仅意味着这是毛和斯大林所阐述的战略和策略，也可以理解为是他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革新家"的主张，最后可能指同旧教义的真正背离。(29)史华慈在面对魏特夫的挑战时为自己所做的辩护是成功的，他没有否认而是认为"毛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永恒原理"的统一性，认可毛泽东曾经是一个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但是这些认知并没有妨碍他阐述这样的看法：
"列宁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其总的趋势是走向分裂，而不是像它的正统支持者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丰富'和'深化'。由此，我们主张，在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主义在行动上的异端意味着这个分类过程的另一个重大举措。然而，尽管这个趋势是朝向分裂，我们依然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完整生动的原理。"(30)
史华慈在1951年对中共革命和"毛主义"的研究反映了"费正清史学"对于中国问题的一般看法。费正清在回顾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对华政策时，首先提到的是"美国对于中国形势的严重无知"，尤其是对于中共方面的情况几乎完全是空白，除了那几个到过延安的观察家（包瑞德、谢伟思、卢登等），对于中共的乐观精神和决心有点感觉之外，美国整体上"表现出对中国实际完全没有理解"，"结果是中共的力量完全被低估了"。(31)除此之外，在费正清看来，美国先入为主的反共产主义的偏见以及对于极权主义的厌恶情绪让美国公众陷入在"稀里糊涂"的情势中，"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在过去历史中有深刻根基、并对未来起着旋转乾坤作用的革命。"(32)正是基于这两个基本判断，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叙事一方面是要填补美国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认识空白，另一方面是要向美国公众讲述一个"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描绘了中国的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特点。"(33)费正清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几十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完成这两个基本的历史使命，始终把中国置于传统与变迁的关系之中来估量中国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如果说费正清是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奠基者，开拓的是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宏观的研究范围和长时段的历史进程，那么，史华慈则是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对中共革命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工作。柯文、梅谷（Merle Goldman）和麦克法夸尔公正地评价了史华慈关于中共革命研究的理论价值："直至今日，《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不仅仅在共产主义运动比较研究领域，而且在政治史与思想史领域，也仍然是先驱性的研究。在特别复杂的政治、个人、国际语境之中，他分析了20年代早期几十年中发生的意识形态争论与思想争论。他是第一位通过数量巨大的文献，向人们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仅仅是斯大林与苏联的傀儡，而具有他们自己的办事主见。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随时都会与莫斯科决裂，只要它的秩序与他认为的中国实际发生碰撞。"(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