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11日发表编辑部社论说，中共在阻挠对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起源的调查。而为了防止下一次瘟疫大流行，我们必须找到病毒的来源；中共阻挠调查是不可接受的。
以下是《华盛顿邮报》社论的全文翻译：
两年前，即2019年9月和10月，中国武汉市发生了一些看不见的事情。一种引起类似肺炎的病毒开始在少数人中传播。几个月内，它爆发为全球大流行病，目前已直接导致480万人死亡，间接死亡人数可能是其两倍或更多。
大流行病株是一种冠状病毒，它带有一个称为弗林（furin）蛋白酶裂解位点的特征，位于刺突蛋白上。当被弗林蛋白酶（一种人类酶）切割时，该位点会增强入侵病毒的能力，更容易进入人类肺细胞并导致疾病。
我们生活在病毒的海洋中。为什么这个特别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的这个大都市，而不是其他地方？病毒从哪里获得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因为它的近亲sarbecovirus的亚属中没有其他病毒具有此特征。
该病毒的起源尚不清楚。需要进行可信的调查，这可能有助于防止下一次大流行。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了解真相，但目前还没有完成。
空穴来风
一个主要的假设是，大流行始于人畜共患的外溢，从动物到人，也许是从蝙蝠到中间宿主。绝大多数人类病毒都源自人畜共患。蝙蝠携带着种类繁多的病毒，大量的蝙蝠栖息在东南亚。2013年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一个蝙蝠洞中发现了与 SARS-CoV-2最接近的基因序列之一，即 RaTG13，具有96.2%的遗传相似性。最近在老挝北部洞穴中发现的另外三种蝙蝠产生的病毒与大流行毒株的相似度高达96.8%。
在大流行之前，野生动物养殖在中国相当普遍。活的、屠宰的和冷冻的野生动物在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和中国的许多其他市场都有出售。2019年12月，华南海鲜市场与人类（感染covid-19的）病例有关，尽管它似乎是病毒传播的放大器，而不是原始来源。
如果是中国的人畜共患病外溢引发了大流行，人们可能会期望在其中一些地方，也会发现大流行的菌株。但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还没有发现。
最近，以吴志强为首的一组科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的初步结果，在该研究中，他们撒了一张非常大的网，寻找中国蝙蝠中的大流行病毒，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始祖。他们检查了中国城市、农村和野生地区的703个采样点，这些地方被怀疑或被确认蝙蝠携带了冠状病毒。他们检查了13,064只蝙蝠的拭子，在2002年至2004年间发现了大量与第一种 SARS病毒相关的样本。但他们说，“我们没有在样本中发现任何”与 SARS-CoV-2相关的病毒，这表明这种大流行病毒“可能不会在中国的蝙蝠中积极传播”。同样，在3月份发布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报告称，“2018年至2020年对中国31个省的38515份畜禽样本和41696份野生动物样本进行抽样检测，“没有发现”SARS-CoV-2抗体或核酸检测阳性的样本。
大流行毒株有可能在野外通过基因重组获得了弗林蛋白酶裂解位点，其中病毒交换了一些遗传物质。过去，发现一个人类新疾病爆发的自然宿主需要数年或数十年的时间。一个简单的解释可能是需要更多时间来追踪大流行菌株的起源。
在老挝发现的病毒与大流行毒株有相似之处，但缺乏弗林蛋白酶裂解位点。如果大流行毒株来自老挝或东南亚其他地方的蝙蝠，为什么疫情仅从武汉开始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如果在中国的自然环境中没有发现大流行毒株，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国正在寻求答案吗？中共领导层在2020年1月的前三周掩盖了该病毒的人类传染性。然后政府进行了一场宣传运动，声称该病毒起源于中国境外，可能来自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的生物防御机构。中国是由专制的政党统治的，研究人员现在敢与宣传作对吗？
没问题不调查
如果不是直接的人畜共患病外溢，该病毒可能会通过一名在洞穴中收集样本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来到武汉。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是世界上主要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中心之一，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下，与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进行了为期五年的合作，收集样本，还有其他的。这项工作涉及武汉实验室的团队，他们多次前往武汉西南约1,000英里的云南省蝙蝠洞，从那里收集了16,000个样本。
领导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调查组的彼得·本·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在接受丹麦电视台采访时说，这可能是“一名实验室员工在蝙蝠洞收集样本时在现场被感染”。但他说，中共官员告诉他，“没有必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武汉病毒研究所高安全病毒研究实验室主任袁志明向世卫组织联合组保证，在那里处理的所有数千个病毒样本中，“从未报告过感染。”
认真的调查必须包括检查实验室日志、实验和事故报告，以及人员健康记录。然而，袁先生坚称，“每年都会定期进行外部审计。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考虑到2018年1月的一份电报，访问过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美国官员在电报中描述：“安全操作这个高防护实验室所需的经过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和调查人员严重短缺”。
第三条途径
武汉是重要的生物研究中心。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动物学家和寄生虫学家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专家石正丽密切合作。他们的研究继续专注蝙蝠冠状病毒如何从自然界出现并成为对人类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实验变得越来越主动，对病毒进行基因改造，以了解是什么导致了蝙蝠对人类的传染性和传染性增强。
这项研究的详细信息在生态健康联盟向 NIH的拨款提案中作了描述，该提案最近在信息自由法案诉讼后由 Intercept公开。这些赠款是在几年内资助的。研究人员正在使用另一种蝙蝠冠状病毒，称为 WIV1，它与导致2002-2004年 SARS流行的病毒有关。他们通过安装来自其他三种相关病毒的刺突蛋白对其进行基因操作，从而创造了三种新型冠状病毒。如果这三种病毒以某种方式从实验室泄漏或感染了研究人员，它们不可能引发大流行，但这表明，使生物体更具传染性的“功能增益性”实验正在武汉进行。然后在经过基因改造后类似人类肺细胞的小鼠身上测试嵌合病毒。
NIH决定这些实验不受美国对功能增益性研究的限制，这一决定招致批评，称 NIH监管不严。
2018年，达萨克为风险更高的功能增益性研究寻求联邦资助。他向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提出了一项名为“Project DEFUSE”的惊人提案，该提案最近由 DRASTIC研究小组披露，旨在探讨实验室泄漏假说。达萨克提议识别并“化解”蝙蝠冠状病毒中新出现的危险。他建议的一项实验是在冠状病毒的骨架上设计一个弗林蛋白酶裂解位点。这将增强病毒以与大流行毒株相同的方式更好地感染人类细胞。武汉病毒研究所是该提案的合作伙伴，还有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其他实验室。
DARPA拒绝了达萨克的提议，称其中包括潜在的功能增益研究。达萨克是否自己进行了任何此类研究？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可以复制达萨克的提议？答案尚不清楚，但武汉病毒研究所与达萨克和其他人有多年合作的经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未披露过其研究的全部范围。2019年9月，它下线了其病毒样本的主要数据库，并且从未将它们放回去。
病毒就是这样在武汉出现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发生了实验室事故或某种泄漏？中共对此予以否认。达萨克一直是人畜共患病溢出假说的大力倡导者，并批评那些提出实验室泄漏可能性的人。2020年2月，他组织了27位科学家给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一封信，坚称科学家“压倒性地得出结论，这种冠状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
了解这种流行病的起源，可能有助于预防下一种流行病。但是，如果不进行彻底的调查，这些问题将无法得到解答。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调查并不存在。
最初的努力，例如中共-世卫组织的联合行动和美国情报界的报告，提出的问题多于他们回答的问题。只要中共关着大门，任何调查都不会成功。
（中共）完全没有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