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长津湖》这种烂片不值一提，但是十三亿票房，背后的含义就丰富了，虽然绝不意味着中国人要跟习近平去“上甘岭”，你要将其置于一部中国民俗史中，就有滋有味了。洗脑主要靠娱乐，是这个体制存活的一大秘诀吗？电影票是吃瓜大众买的，这十三亿，他们是情愿的吗？还有前几年那个“憎羡交织”情结，砸日本车、抵制韩货、唾沫淹台湾等等，权当一部中国民俗史。】
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有句顺口溜，像一幅素描，简洁极了：
五十年代人帮人，
六十年代人整人，
七十年代人哄人，
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
九十年代见人就“宰”人。
大陆的八十年代，可以有各种解读，官方称为“改革开放时代”，知识分子称为“启蒙时代”，西方称为“中国崛起的时代”，中国老百姓则一针见血：各顾各。
——这难道不会对中共抛弃“社会主义”最透彻的定义吗？
我写八十年代就比较“文青”：
‘若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的心情去看那个十年，你会觉得那时的政治、文化皆如过眼烟云，强人、党阀、政客、明星、精英都是“各领风骚没几天”，留下一笔糊涂账就没影儿了，誓如：
“四大青年导师”（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金观涛）而今安在？
“小平你好”不到十年就变成了“小平你好狠”；
但“十五的月亮”却可以从云南老山前线的战壕，一直唱到天安门绝食营地；
探索电影从“第三代导演”一骨碌滚到了“第六代”；
总书记也罢黜了两任；
文学就更是眼花缭乱，流派纷纭，名家辈出，到九十年代民间戏噱“巴金不如包金，冰心不如点心”的时候，《伤痕》作者跑到拉斯维加斯当赌桌发牌员，而王朔已经出全集了……。’
那个时代的情感，愤世嫉俗是最时髦的。大概一个文革十年，生灵涂炭，冤魂遍地，使得接下来的八十年代非得成为一个出气、泄愤的年代，可是媒体都在党的手里，老百姓只有指望那些记者、作家、导演们替他们出气，于是耍笔杆儿的在八十年代比歌星、影星红得还要快，大家赛著揭共产党的疮疤，邓小平终于要“反自由化”。
舞文弄墨者比较悲哀的地方在于，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你替他们把气出得差不多了，他们就要看肥皂剧、听调侃、唱卡拉OK、“玩得心跳”了。
所以，八十年代把伤痕、改革、寻根、意识流等等样式都“玩”了一遍之后，摇滚和“痞子”就崛起了，当时学界说中国出现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半吊子的市民社会，有点像当时黑豹摇滚乐队唱的那样：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想一想是互相捉摸
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
装着正派面带笑容
不必过分多说你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
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
不再相信
相信什么道理
人们已经如此冷漠
不再回忆
回忆什么过去
现在已不是从前的我
大伙儿跟着邓小平狂奔，奔到天安门翻了船，这一翻船倒好，把先前羞羞答答的东西都翻掉了，干脆脱了裤子干资本主义。
然而，前一年的“焦裕禄热”大概是一个失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叹息；
跟着的“毛泽东热”则是人们挥舞著死去的巨灵，半喜半忧地迎接陌生时代。
一九九二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像在山东某地卖了三百万张，毛泽东也成了北京计程车司机们的保护神，“红太阳颂”录音带在上海的销售量突破百万；
四月，麦当劳在北京开业那天，创下一万六千名顾客的世界纪录。
五月，“摇滚皇帝”崔健在南京登台，黑市票价达八十四元，北京出现十多个摇滚乐团。
在深圳，一张卡拉OK的门票是一百五十元，特区已有亿万富翁，全国边远山区还有五千万人年平均收人在二百元以下；
上海人平均住房面积在四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为二十三万户，高干子弟在香港争买洋楼游艇，北京人当中的“大款”也讲究“开宝马，持金卡”了，酒店里出现跪式服务，个体户烧“死人票”（百元一张的人民币）玩……。
一场嘉年华会式的革命倒在血泊里，便需要某种低俗、轻薄的过度，来降温和冷却，这个当口，一切都是娱乐，而且全中国的小说，有一阵子好像都叫痞子王朔给写了，刘晓波夸他：“你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政治辞汇，也有时髦的外来辞汇，你把文革式的革命辞汇和新时期的尼采们放进油滑的北京痞子腔的口语中，于是你的语言颠覆的毁灭性剩下的只是价值废墟”。
大众的幻灭和失语，唯有借着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的自嘲而获得慰藉，这不仅是“去政治化”，也是“去理想主义”、“去五四精神”、“去反体制”，痞子也未预期地与思想家的“告别革命”，在思想史的高度上合流。当中国人终于厌倦革命，好不容易去拥抱世俗的时候，正巧在这个节骨眼上，苏俄和东欧埋葬了共产党体制。
“非政治化”其实不过是异化为另一种政治，而那又跟电视剧的一个黄金时代结伴而来。先前党文化的那点料儿，实在糟蹋了这个立体化的传媒利器，虽然电视剧在全世界都是低俗的。
“六四”后的意识形态总管是个木匠，他要低俗，外加一个政治头箍——李瑞环喜欢“消费文化”，他保证不干涉思想无害、群众喜闻乐见的玩意儿。第一个这种玩意儿是《渴望》，化文革为恩怨故事的一出肥皂剧，五十集把全北京城看得敛声屏息、哭哭啼啼，有人感慨：“《渴望》早点问世，兴许天安门不闹腾了！”它替李瑞环“艺术地”说了一句话：好好过自个的日子比什么都强。但是老百姓哪里知道，那厢朱镕基已经准备好把大伙儿全都“送回旧社会”去过日子。
酒色财气、笑贫不笑娼，都是先从电视荧屏上开始的，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大家过干瘾。忽然从荧屏上跑出来一群“哥哥妹妹”，国内的揶揄也颇辛辣：“四个不道德的女人共同使用了一个不道德的男人及其财产的‘共产共夫’，叫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平常人的动人的故事’（《来来往往》）；徐志摩的风流旧事，显得比琼瑶编造的“才子佳人”更真实，问题是如何再将其中的三角关系炒作得更玄乎（《人间四月天》）；黑社会头子专横残忍，却戴上了‘慈爱’的光环（《像雨、像雾、又像风》）；而《橘子红了》分明是买一个小妾传种接代，却要说‘在你没有说喜欢我之前，我是不会碰你的！’”。我的观感比较简单：社会主义崩解后，价值体系只会退回先前的旧礼教，毫无一丝“现代性”。
充斥荧屏的满清宫廷戏及其格格们的娇嗔，很容易被误解成对“鞑虏风俗”的艳羡，其实不妨解读成对十七年“毛泽东时代”的一种怀旧，后来果然有一所谓“血色系列”出现。“血色”一词，系老鬼（《血色黄昏》）所创，背景是“红卫兵暴力”，文革灾难都成了“浪漫”，此基调反复被多部电视剧轮番演绎，填补了“知青文学”所忽略的城市干部子弟阶层和“大院文化”，正是现体制离弃“工农兵大众”、转而“只信任自己子弟”和权贵崛起的一个文化、美学折射。
再接下来，中国人染上"憎羡交织"的人格分裂心态，始之于上个世纪末起，由于江泽民操弄"内外二元分离"——政府亲美亲西方，却煽动民众仇外仇日。1992年春有一场"反殖民文化运动"，自沈阳至北京、上海、武汉，刮起了一阵拆招牌风，所有带有"媚外"色彩的店名，纷纷换招牌，重办营业执照﹐如"帝王"改为"国旺"，"帝国"改为"祖国"，"路易十三"改成了"英模城"；上海甚至扩展到更换街名，因为"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色彩太浓"。
那也是一个搞笑时代，"抗战神剧"的高产期，所谓"情节雷人台词低俗"，被网友用"四化"形容：战争游戏化、我军偶像化、友军懦夫化、日伪白痴化——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性受到某种禁锢，社会人格的发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泄区域，如逞口舌之快，又借互联网获得长足发展，泛滥无度，以此解释中国人靠低俗、下流过嘴瘾靡然成风，再恰当不过。这绝非仅仅"文化商业化"而已，背后须有制度化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2016年夏海牙法庭裁决中国对南海没有主权，网上出了一个段子：中南海决心打大仗，是不必怀疑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战场选在横店还是中山影视城？二、战役任务到底交给八一厂还是华谊兄弟？三、前敌指挥选冯小刚还是张艺谋？四、还用不用抗战神剧名角、嫖娼被抓的黄海波？反正中国只赢不输。
英国诺丁汉大学亚洲研究所网上刊物亚洲对话（Asia Dialogue）一篇分析文章统计，2012年中国政府批准303套新的电视剧当中，超过一半的故事是关于"革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反日战争剧本。对制片商而言，只要抗日的剧集申请批文，必定可得，而且制作低成本，日本人毕竟也是亚洲人，导演只需聘用中国的临时演员扮演日本兵，他们大多数都是乡下的农民，每天工资只是7美元。这些抗日剧大多在日间播出，所以观众大多都是退休老人或者乡下人。然而这些电视剧的质量颇受诟病，最典型的例子，是女演员葛天在剧中她把一枚手榴弹藏在她的私处，他的男友在关键时刻把手榴弹拔出来引爆而跟日本军官同归于尽，其引来的评价是"卖弄色情也是爱国"，而很多抗日剧都有被性侵害的中国女子，又构成另一种荒诞。
中国的仇日反美民间活动，多年发展后渐生成为一门数以亿计的爱国宣传生意。浙江省横店盖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影视城，号称"东方好莱坞"，自2016年以来，旅游业的受益达到165亿元人民币。以每年平均计算，单是横店这个影视城就出产了50套抗日电视剧。一个名姓施的临时演员告诉记者，他最忙的一天，需要在8套不同的抗战电视剧里扮演日本鬼子，他当天死了8次。
不久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爆发的反日狂热，表演了由官方操纵的民间"政治参与"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镜：中共二十年来、尤其是茉莉花运动以来，最忌讳街头运动，不惜耗费高于国防费的巨额资金来防堵，今天居然肆无忌惮地"自我导演"一场群众抗议、砸店烧车、蔓延一百多个城市，规模空前。他们要向国际社会证明，他们用"民族主义"就可以把人民玩于鼓掌之间。惨不忍睹的是，民间郁积的愤怒，借由"刺刀对外"的官办临时孔道而发泄，人们竟也自得其乐。
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被炸，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围攻大使馆、烧汽车，几近暴动，外电称"学生怎么同政府配合得这么默契？"从ＣＮＮ电视新闻里看，那些游行示威的北京学生，跟十年前的天安门学运，完全是另一代人，感觉"天安门时代"真的结束了。
娱乐了三十年中国人并不糊涂，他们总结“近代中国最悲催的事”：
一，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国，结果饿死的比抗日战争牺牲的还多；
二，内战死了几百万同胞，结果发现其实国民党不比共产党差；
三，发现当初所谓四大家族其实还没有现在党国的处级干部有钱；
四，带领我们反美反西方的人的后代都移民美国了。
《长津湖》此时拍成，票房十三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