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美中关系恶化，美中之间是否出现“新冷战”，一时成为媒体智库和国际关系学者争相讨论的议题。美国上任总统拜登曾用“极端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来形容美中关系，但又常常强调要防止“新冷战”出现。同时也有人重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说美中冲突的本质，就是文明冲突。博尔顿（John Bolton）在特朗普政府任职国安顾问时，便曾以“文明冲突”来形容美中关系。
这些概念，提出的背后都有一定的政治考量，有一定政治效果。例如将中国定义为“新冷战”或“文明冲突”的对手，有着将对手投射成与美国有本质区别的他者，暗示现在美国与中国的斗争关乎捍卫美国的制度与文明，有助情感动员选情。
但这些概念，其实都经不起严格考证。当年苏联与美国的斗争，确实关乎捍卫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苏联阵营所代表而对西方阵营构成存在性威胁的，并非其专制政体——毕竟当时在西方阵营的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是专制的右翼政权。
苏联阵营对西方国家带来的存在性威胁，在于财产由国家公有的中央计划经济。这与美国代表的、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市场经济，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欧美本土，都有不少相信共产主义的代理人，时刻扩张影响力，通过选举或革命夺权推翻私有产权和充公外国财产。
现在美国与中国在体制上的分别，基本是自由民主与专制独裁之间的分别。在经济制度上中国与美国当然还有很多相异之处，但中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上市发债，也大致跟自由市场私有财产的游戏规则办事。美国很多财团与中国财团，甚至构成利益共同体。自冷战到现在，美国曾经跟很多专制独裁的国家保持友好甚至同盟的关系，独裁专制本身，并不对美国构成存在性的威胁。用苏联当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上对美国的存在性威胁与中国现时的威胁相比，其实很不恰当。
将美中冲突描绘成文明冲突，将中国所有行为都归咎于一个笼统的传统文明，则更为不妥。1990年代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指出伊斯兰世界将与东亚文明共同挑战西方耶教文明的普世价值时，所引东亚文明挑战的例子，包括马来西亚马哈蒂尔和新加坡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论。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从冷战到后冷战时代，都是西方同盟的一员。在大中华地区，曾经自奉为儒家文明、中华文明正统的蒋氏政权，当年亦是美国的坚实盟友。
其实除了较戏剧性的“新冷战”和“文明冲突”概念，理解美中冲突还有较冷静的，从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出发的“大国间竞争”论。现在拜登政府国安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学者等，都将现在的美中冲突与一战前夕英国与德国的冲突比较。
德国和英国在十九世纪很长时间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上相通，都是行君主立宪的新教国家，两国贵族通婚频繁，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即现在英女王的父系祖上，更是德国贵族。19世纪末德国与英国的纷争，源自两个本来友好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竞争转趋激烈。最后战争爆发，英王的德国姓氏也要改为英国味的“温莎”。
认识美中冲突不是两个制度或两个文明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冲突，有助大家找到将竞争冲突规范在可控范围的现实途径，也能令我们放弃中国体制一旦重启改革、美中冲突便会缓和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