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1日，一名观众出示她的身份证和疫苗护照后，进入 Grand Rex电影院，观看由法国人亚历山大‧阿斯蒂尔(Alexander Astier)导演的电影 Kaamelott。
其实，我的反应有点慢半拍，直到9月底，我才意识到COVID-19疫情，已经从医学上的全球大流行病变身成道德恐慌了。
明显催生了这种道德恐慌的就是疫苗强制令的出现，它将保护人们不受病毒侵害的“神奇”前景变成了一种手段，有效地迫使人们“为服从而服从”。任何“接种疫苗可以自由选择”的理念，都瞬时被社会整合的迫切要求所废止，其凶猛程度和默契程度，堪比“宗教排斥”（译者注：religious shunning，指一个教派或会众正式决定停止与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互动，并遵循一套特定规则；有别于逐出教会，但可能与之有关）。
即使是对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的呼吁，也没有得到理性的反驳、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强制令满足更大利益。带着对提出呼吁者的强烈蔑视，一股解雇狂潮汹涌而来。那些对“强制令威胁自由”发出警告的人，即使他们按要求注射过两剂疫苗，也被列为抛弃排斥的对象。
一个缩影就是《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专栏主笔约翰‧伊比森（John Ibbitson）在9月30日的选后分析中，极力要求国会议员（即新当选的保守党党团成员）如果拒绝立即接种疫苗就要马上辞职。这比起反对党魁北克集团（Bloc Québécois）要求拒绝这些议员踏入下议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伊比森宣称，对半途而废的措施受够了，然后就宣布这些拒绝接种的人是对民众、特别是儿童的“威胁”。而只假定有危险、根本不见得有危险的“威胁”，显然不能用于制定联邦法律。
作为久负盛名、成就斐然的时评专栏作家，约翰・艾比森当然有权在排除诽谤、亵渎和糟糕道德的一般规则范围内随他所愿来写作；我也不打算把他当作一个恶劣的例子。他对所谓“疫苗反叛者”的无情谴责，与占优势的政治、公众和媒体态度反倒是一致的。实际上，他在有关专栏文章中有效地总结了这种思维：“可能有一些议员认为，拒绝接种疫苗是在主张自由。当然了，不管怎样吧。”
当然了，不管怎样吧。（Sure, whatever.）想一想“不管怎样吧”这个词所包含的思维。现在，想想它跟在“自由”这个词后面。如果你愿意，把“当然了”这个词去掉，你会得到这样的话：“自由。不管怎样吧。”真的吗？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思维缜密的人将“自由”连同那些要求自由受到保护的人一起轻蔑地抛在一边。进行这种连结（绝不仅限于约翰‧伊比森），在我看来，是“道德恐慌”（注）的一种标志。这个社会科学术语，通常被定义为一种在人群中突然普遍存在的恐惧性假设，即某种文化习俗或特定群体代表着某种形式的反常／偏差，对社会运作构成固有的、甚至是莫名的威胁。有些人称这些习俗或群体为“替罪羊”。
强迫每个加拿大人接种疫苗的冲动，似乎是这种恐惧性假设的典型例子。首先，它建立在不合逻辑的恐慌之上；从这种心态出发，接种疫苗对适当保护公民是明确必要的，同时，那些未接种疫苗的人对接种疫苗的人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接种疫苗是一种保护，那么在接种人数达到一定门槛之后，未受保护的人越来越少，怎么会威胁到占绝大多数的已受保护者呢？当然，有一种可能性，如果疫苗实际上没起保护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你会看到这种循环的走向。
此刻，我加入一个“道德恐慌”的仪式，并再次声明，我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如果需要，我也会很乐意接种加强针。我当然希望100%符合条件的加拿大人接种疫苗。然而，我也必须承认，我不能完全理解为何要对疫苗抱持犹豫或持反对态度，正如查尔斯‧艾森伯格（Charles Eisenberg）在美国背景下所写的那样，现在全球已有数亿人接种疫苗，我们并没成为丧尸横行街头。
但我也没有必要去完全理解，不是吗？或者，换句话说，反对COVID疫苗的人，并没有责任要我去理解他们的决定是不是他们的自由。而这本来就是一场公平的辩论，尤其是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之下，这是否是（或者说应该是）影响到自由的决定，本来应该是一场公平的辩论。问题在于，我们的辩论并不公平。
我们一开始被保证，强制打疫苗和随之要求在公共活动上出示接种证明都不会违反加拿大人的自由，之后政府却突然发布各种法令和最后期限、以失去工作相威胁。“自由？不管怎么样。”对任何清醒的人来说，经过短暂的夏天发生这种显着转变的一个原因，是各级政府大搞政治权术，这很讽刺。但催生这种现象的第二个因素
现在也显而易见，就是民众已经从个人恐惧涌向了彻底的公众道德恐慌。
如果幸运的话，既然全球性的大流行正在让位于地方性的COVID，恐慌也将消退，公民的自由将得到恢复——尽管已破坏，却不是被一笔勾销。另一方面，最坏的情况则是，加拿大人全面接种疫苗，《宪法》曾保障的自由被重新定义为“随便他们爱怎么说”“whatever.”。
作者简介：
彼得·斯托克兰（Peter Stockland）是加拿大日报《蒙特利尔公报》的前主编，也是智库卡杜斯（Cardus）赞助下《欢聚》杂志（Convivium magazine）的联合创始人。他还是渥太华亚基思法律团队（Acacia Law Group）的策略传播主管。
原文：Vaccine Mandates: How‘Moral Panic’ Has Diminished Our Civil Libertie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