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72年的统治，建立在一党专制基础之上。中共一方面神化中共版本的历史，另一方面又以“重典”惩罚来禁止民众的言论自由，企图在精神上继续控制和奴役广大民众。有观察人士指出，面对国内、国际各种问题和重重挑战的习近平，尽管已经在中共党内定于一尊，其统治的自信，或远不及68年前的毛泽东。
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的统治，建立在一党专制的威权和独裁之上。习近平在2012年底当选中共总书记，掌管中共大权之后，定于一尊的威权更是登峰造极。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召开十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走上讲台发表讲话。（路透社资料照）
灌输正统观
在今年7月1日中共成立100周年前后，中共的各级宣传部门和官媒，以统一口径和一家之言，紧锣密鼓，高调颂扬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所谓丰功伟绩。
中共中央办公厅5月印发“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号召全社会开展读书学史，基层宣讲，学习体验，致敬革命先烈，学习先进模范等活动。
中共通过这种大张旗鼓地宣传来神化中共版本的历史，希望以此向民众灌输所谓的中共正史，从而在精神上继续控制和奴役广大民众。
挑战正统观
然而，一些敢言的民众，不畏当局的淫威，不买当局正统观的账，对尤其是中共吹捧的建党、建国历史上一些英雄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
在被中共宣传部门大力追捧，叙述朝鲜战争的爱国主义大片《长津湖》上映之后，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就在微博上对中共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提出质疑。
罗昌平10月6日在微博中说：“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至于这场战争，不必做过多的评价，看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所有答案一目了然。”
罗昌平的微博发出后，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10月8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指控，对罗昌平进行刑事拘留。罗昌平被迫公开承认其微博内容犯了“严重错误”，“造成非常严重的感情伤害”，他“深刻检讨，诚挚道歉”。
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已经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昌平批准逮捕。
“乱世”用“重典”
中共以“重典”刑罚惩处行使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言论是基于今年3月1日施行的中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在中国修改刑法，将侮辱、诽谤英烈名誉、荣誉言行正式入刑之前，中国已经于2018年5月1日施行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该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不过，由于当时刑法中并没有对应的罪名，因此，此前发生的涉及《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案例，一般以“寻衅滋事罪”来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今年2月， 中共当局披露四名中国军人2020年6月与印度军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冲突中牺牲。而印度方面在冲突发生后，就立即公布了至少20名印度军人被中国军人打死的消息。
印度前国防部长辛格说，“如果我们死了20个人，对方就死了超过我们的两倍的人数。”不过，辛格所说的中国军人死亡的人数，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
对于 中共当局在冲突发生后约8个月后才公布中国军人的死亡人数，一些网民对此提出质疑。
拥有250多万粉丝的网络大V“辣笔小球”在新浪微博上发文称，“牺牲的4位是为营救而立功，连去救人的都牺牲了，那肯定有没救出来的啊，说明阵亡的不仅仅只有4人。”他认为，中国军人在那次冲突中的死亡人数在60到70人之间。
中国网络大V“辣笔小球”，本名仇子明（维权网推特）
“辣笔小球”本名仇子明，今年39岁，本科新闻专业，法学硕士，曾在《金陵晚报》、《经济观察报》担任调查记者。
尽管仇子明被捕时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但起诉仇子明根据的是他发表评论10天后才施行的修订后的刑法。仇子明2021年5月31日被南京建邺区人民法院以“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的罪名判刑8个月。仇子明是新的刑法上路后因此罪名被判刑的第一人。
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史实的认定和陈述， 中共当局历来掌握着唯一的话语权，为所欲为地隐瞒真相，蒙骗民众，而且不容许任何不同的声音、质疑或挑战。
以19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为例。 中共当局一直隐瞒当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默许下，发起了入侵韩国，旨在统一朝鲜半岛战争的事实，而且以抗美援朝的名义，来隐瞒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抵御朝鲜入侵韩国的事实。
中国知名媒体人罗昌平（照片来自维权网）
罗昌平对中共宣传片《长津湖》讲述内容的质疑，并因此被捕，就是中共当局不允许民众质疑其正统、权威、叙事和官方认定的最新例证。
在罗昌平被批捕，等候法庭审判之前，北京的许某怡（网名“YvonnAlmond”）今年3月24日因为在微博上先后发布两条包含所谓侮辱董存瑞的信息，阅读次数达九万余次，被北京东城分局刑事拘留。该微博账号称：“一个不能上街游行的国家，养了一堆窝家互联网暴民，有跟董存瑞似的彩妆gay（同性恋），也有Jack the Ripper（开膛手杰克）似的普信男，一天天的，就是折腾……”。
董存瑞是中共官方树立的英雄。根据中共当局的叙述，在1948年解放军进攻河北隆化的国共内战时，董存瑞曾只身托住炸药包，炸毁了国军的碉堡而牺牲。中共多年来大力宣扬董存瑞为中国的解放做出的英勇牺牲，以此激励民众向他学习。
10月12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27岁的女性许某怡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许某怡有期徒刑七个月。法庭还裁定，许某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中国官媒在报道罗昌平等人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发表有关英雄人物和历史事实的评论而被捕或判刑的案例时称，“要让侮辱英烈者付出代价”。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一篇文章说，决不容许极个别人肆意歪曲历史、亵渎英雄先烈，抹黑英雄的劣行。该文称，“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舆论有底线、道德有底线、法律有底线。”文章还引用网民的话说，对这些人的处罚“大快人心”、“严惩不贷”。
《人民法治》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当教育不足以约束和‘唤醒’人的行为，必须以法治的威严来坚决捍卫，侮辱、诽谤英烈者，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英雄神圣化
自从9年前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在很多场合提到要崇尚英雄，讲述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和作协的一次大会上，习近平说，“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
习近平还说，“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
2016年4月在安徽的一次调研时，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造神和文化恐怖主义
观察人士指出，中共修改刑法，将侮辱、诽谤英烈名誉、荣誉的言行入刑，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将中共版本的历史以及习近平对国家未来愿景的神圣化，从而进一步夯实其绝对权威和统治，并以此威慑和打压任何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
旅居美国加州的政论家和独立学者吴祚来说，对中共来讲，宣传和造神运动对其统治有特别重大意义和价值。他说，中共通过弘扬这些英雄，来对年轻一代洗脑，对塑造共产党的形象，对共产党的崇拜，达到一种迷信的程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他说：“现在中共又在封闭这个国家，封闭互联网，使年轻的一代人，又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中接受英雄史观的教育。他们这一代人又会对领袖产生崇拜，对共产党产生崇拜，这个国家又会陷入当年那种准宗教的状态中。”
吴祚来说，中共通过对英雄的塑造，创造了另一种神圣的形象，这种被塑造的英雄形象，中共是不允许任何人去损害，否则涉嫌的当事人将被判刑入狱。
吴祚来指出，无论是对《长津湖》中“冰雕连”的调侃，还是对其他英雄人物的点评，都受到当局的打击，被判刑入狱，这都表明当局在极力维护共产党的神圣地位。
他说：“这是在整体上维护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当局还在搞文化恐怖主义，致使人们对共产党什么话都不敢说，说了就可能涉嫌违法，制造那种文化恐怖主义的气氛。”
欲盖弥彰的骨牌效应
美国新泽西州的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横河博士说，中共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假的，中共之所以极力维护其塑造和神化的英雄人物，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英雄大部分也是假的，都经不起推敲，一旦某个英雄人物“倒下”，可能会“倒一串”，其产生的影响就像骨牌效应一样，所以中共才会彻底封杀任何挑战或质疑的声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其神化的历史的任何一部分。
他说：“所以这些事情都不能推敲。一推敲，不仅中共的英雄会受到挑战，中共的整个历史都要受到挑战。”
横河博士说，1949年以前中共党史中的所谓的英雄，牵涉到中共夺取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他说，如果所谓抗战中的英雄和内战中的英雄被挑战的话，那么中共编出来的所谓抗战的神话和内战的理由，都不攻自破了。而中共建政以后出现的所谓英雄人物如果受到挑战，就会涉及中共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中共为了统治的需要，为了维护其合法性的必要性，一定要封杀质疑和挑战的声音。
他说：“当中共其他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少的时候，前几十年为什么相对宽松呢？是因为中共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合法性的替代品。但是当这个替代品不能够替代其合法性基础的时候，必须要回到原教旨主义的革命当中去的时候，那么对于革命当中的所谓英雄人物，就要更加严格地去保护，就更不能让别人说了。”
灌输和封杀两手抓
这位政治分析人士说，中共的宣传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所谓正面灌输其神化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必须“封口”，才能完成正面灌输。他说，如果中共允许不同声音出现的话，人们就很容易识破中共的宣传是假的。
有中国政治的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一方面大力神化、维护中共英烈，为其合法性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对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的人施以刑法，恰恰说明了面临国内经济下滑，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可能引发的危机，以及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跟中国的关系紧张之际，习近平政权的统治严重缺乏自信，尽管中共要求党员、干部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目前，习近平主导的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正式公布于众。这个被认为将进一步巩固习近平在中共地位和权威的历史决议，将把习近平在中共的历史地位提升到与毛泽东、邓小平比肩的高度。
然而，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和地位，尚无法比肩当年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自信和胸怀也远非习近平所及。
习近平的自信VS.毛泽东的自信
68年前，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曾自信满满、豁达大度地说，“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他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
政治分析人士吴祚来说，在中共夺取中国政权初期，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非常自信，这种自信主要建立在从延安开始的造神运动，以及中共集团内很多人发自内心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因此，毛泽东才会说出，“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这种自信的话。
不过，吴祚来强调，毛泽东的自信，在1957年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对中共提意见，批评中共根子上的一些问题，对毛泽东的权力形成制约，突破他的底线时，毛泽东就开始不再容忍批评的声音，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由此开启了57年反右运动。
吴祚来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虽然在党内被定于一尊，但中共集团内部也非常不稳定，各种势力，暗流汹涌。他说，面对各种国内国际问题，习近平把他的“防线”设置到很边缘的话题当中去，钳制很多的敏感点，所及空间非常大，几乎达到全民噤声的程度。
2019年11月14日，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的巴西利亚参加金砖国家峰会前向媒体致意。
他说：“所以他现在这种状态，就是面对重大危机时的一种状态，也是把威权上升到极权的过渡当中。”
政论人士横河则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毛泽东也并不那么自信，如果毛泽东当时那么自信的话，就不会搞反右斗争，用“引蛇出洞”的策略，打压批评他的声音，从而达到威慑表达不同意见的人。横河指出，习近平政权现在很难再走毛泽东反右斗争的老路，因此他才表现出统治的不自信。
他说：“所以说，并不是这二者自信程度不同，二者都害怕民意，二者都害怕真相。只是说，一个用‘杀’的方式，一个用封杀舆论的方式，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毛泽东并没有在实际行动上允许不同的意见。”
横河说，这就是中共的特征，因为中共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中共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它不可能改变。每个统治者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但实质和本质都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