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儿家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的电话，说贺惠君去世了，我除了委托他替我送花圈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为这个噩耗惊呆了。我放下电话，不禁长叹一声：“晚了。”女儿听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诉她。我回到我的小房里，不住地说：“晚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是的，晚了。40年来，我一直想对她说的一句话，终于没有对她说出来。没有想到，她竟先我而去，我永远没有机会对她说出来了，这将成为我的一个永远的遗憾，我将一生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负罪之情，折磨我一生，无法自赎。
我知道贺惠君是在1947年。我调到川康特委，领导成都市的工作，王宇光和贾唯英向我介绍成都市的学生工作时，说到了有个在成都中学生中很活跃的“贺小妹”，年龄不大，却比较成熟，许多学生，都愿意跟着她，叫她为“贺大姐”。所以后来成都市委下面的中学区委，就由她负责了。1947年秋我曾到成都她的四道街家里去找过她。那么年轻，却说得有条有理，中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尊她为大姐，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还是叫她为贺小妹，并且一直叫到1949年后的许多年。
1949年以后，我在成都市委分管青年工作，她正在以彭塞为首的团市委工作，她的许多青年伙伴，也在团市委工作，我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多了。我的印象是，他们做的青年工作十分活跃。每次我到他们那里去，一进门就听到欢声笑语，十分欢快。我那时刚跨过青年的门槛，在机关为一种不苟言笑的严肃气氛所包围，突然精神解放似的，我真感到是进了“青年乐园”了。他们不习惯叫我的官名，还是像1949年以前一样叫我“老马”，我也还是老彭老陈地喊他们，我还是叫贺惠君为贺小妹。生活是美好的，心情是愉快的，工作也是主动和积极的。
但是这种精神愉乐的日子并不长，在1955年突然出现的所谓“胡风反革命事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莫明其妙地卷了进去，涉嫌为胡风分子，成为审查对象。我所以感到“突然”，是因为1949年以前，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胡风是反革命嫌疑分子，只告诉我们胡风一群人是进步人士。我们组织的一些青年组织和进步活动，有他们的一些人参加；他们的某些文学活动，我们的某些青年也参加进去。现在突然要把他们中的一些青年，当胡风嫌疑分子进行审查，他们感到不可理解，我也感到莫名其妙。其中就有贺惠君。
在肃反运动中，贺惠君对于机关肃反中的大胆怀疑这种过火做法，表示异议，对于她大概又受到清查而表示不满。于是在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贺惠君又对肃反中的事提出不同看法。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反对资产阶级的“阳谋”，接着整风还没有开始，便转入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了。这一下不得了，贺惠君当然成为斗争对象，被押上批判台，被大批特批起来。
一次示范性的省级批斗大会在成都红照壁大礼堂举行。各机关的领导都被通知参加，各单位反右派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有一部分代表到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礼堂，这不仅因为贺惠君是我所熟知的人，还因为我那时也正陷于一种狼狈的境地。我们省政府建设厅也曾经号召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因为是工程建设单位，知识分子成堆，提的意见不少，且很有水平。我在号召时也说过一些颇有质量、很容易被人说成是“煽风点火”的话，因为我也是知识分子呀。最糟糕的是我们把大家说的话都奉命原样地记录下来，打印成册，送到四川省委工业部去了，我说过些什么，当然也原样地记在上面。如果有人要把我说的这些话加以编织，汇报到领导面前，而省委领导意欲理抹我时，那就不堪设想了。还有一件事更一直叫我忐忑不安。我们建筑设计院里有一个总工程师，是很有本事的建筑师，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只是平常爱说怪话，这次也鸣放得可以。但是我以为他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在审查上报请批右派名单时，我没有同意专职政治工作的副厅长的意见，把他从名单上拉下来了。但是在我出差在外时，副厅长还是把他以专案报到了省委工业部，定为极右派，而且得到省委刘部长的批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建设厅那位副厅长说了我什么，我回来后，刘部长马上叫我去。一见面就很严厉地批评我：“你怎么把一个极右派打丢了呢？”我作了解释，以为这个人我很了解，算不上是右派。刘部长森严厉色地说：“包庇极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我听了大吃一惊，还能说什么？只得赶快同意划那个总工程师为极右派。从此以后，我就惴惴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揪出来。我那天就是怀着这种不安心情，参加红照壁批判大会的。
我进了礼堂坐在前面几排里。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有意而然，我们四川省委多年的第一把手李政委看到了我，特意招呼我，叫我坐到他的身边去。真是想躲也躲不脱。我心里惶恐，却装得乐于从命的样子，坐到他的旁边。除了一般寒暄，他没有说什么，我更不敢说什么，只是心情更紧张。
批判大会开始了。我记不得是不是第一个就批斗贺惠君，反正她是这次批判大会的主要对象。她被弄上去站在台上，但她并没有低头，还是那么冷然的样子望着台下。我不敢抬头看她，生怕她看到了我。我心里正琢磨着，为什么李政委要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去？莫非是我有什么问题，会到了时候，被他点名站到台上去？刘部长是不是把我打丢一个极右派的事向他汇报了？我的心里乱七八糟，胡思乱想，竟然不知道贺惠君按规矩先自我交待些什么，也没听清楚已经有多少批判勇士上台去批判贺惠君了。忽然李政委对我说：“你应该上台去批判她，看我对你们到底怎么样，你不是被提拔为省建设厅长了吗？她不是被推举当了团中央委员了吗？”
我终于明白，李政委前几十分钟那么热情地招呼我坐到他的身边去，是早有预谋的，是要我充当他的打手，上台去批判贺惠君，这对于贺惠君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了。李政委点名要我上台去批判自己的老部下，我该怎么办呢？特别是睁起眼睛说假话，昧着良心去批判自己很熟悉的老部下，情何以堪？当时我的心里真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很显然，如果我拒绝了李政委的指示，后果不堪设想。省委工业部长就坐在我旁边，他的话言犹在耳：“包庇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如果我不上台去批判贺惠君，加上说我放走了一个极右派，很有可能要把我打成右派。真是生死祸福就在一念间。李政委那看着我的眼睛，在我看来，不仅严厉，甚至凶残，如剑锋一样对着我。我该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横下一条心，走上台去要求发言。我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说李政委如何重视如何提拔党员，我被他提拔当了建设厅长，贺惠君被提拔在省团委负责，且被推荐为团中央委员一类的话，批判贺惠君是胡说八道，有意攻击李政委，是反党的行为，如此等等。讲了几分钟就下台来了。我一直不敢看贺惠君，下台的时候从她身后走过，连她的背我也不敢看一眼，简直是落荒而逃。但是李政委却感到很满意，以微笑迎接我入座。
散会了，我几乎难以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想，贺惠君的心里一定流着血，或者她正在心里痛恨我，不讲良心，这么卑鄙。然而我的心里也流着血。这算什么呢？我上台去说的那些混话，就像刀子一样，把一个一直尊敬我对我好的人伤害了。他们一定会把我的批判作为主要的根据，把贺惠君定为右派。贺惠君这个右派是我冤枉她把她打成的。我为了害怕自己被打成右派，便冤枉了好人，我还算个什么玩意儿呢？
果然，不久就听说贺惠君被打成右派了。从此以后，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在我心上挂了起来，不得解脱。
从此我再也不敢看到贺惠君，不想见到她，她却偏偏来看我。她到我的机关门口传达室，说是为她们杂志社一件事要来采访我。我当时心里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但她既然来了，而且是为了公事，我是不能不见她的，只好请她到我的办公室。她一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努力掩饰我不安的神色，她却是像过去一样，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好像已经把过去那件不愉快的事抛诸脑后了。我真想向她表示我的歉意，但是我的面子作怪，话到口边又收回去了，心里自我宽解，也许她早已忘掉我那次对她的不光彩的表演了。但是她告辞走后，我却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在那样的大庭广众之中，对她进行无端的揭发，使她定性为右派，一定起了关键的作用，她怎么会轻易忘记我呢？她不过是给我面子罢了。我心上的疙瘩还是没有解开。
一直到“文革”之后，对右派开始平反了，我正巴不得她会很快平反时，便听到她已经平反的消息，不久听说她已经恢复工作，到省旅游局担任副局长了。我很高兴，似乎我心头的包袱也因此而减轻一些；然而我那羞愧的烙印，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无法平复。一想起来，便觉不安；总要当面向她道歉；可是我却始终放不下自己的面子，公开向她道歉；甚至我在讲话时说到这样的意思，也不敢提她的名。我心里想，时间还长呢，机会有的是，再找一个合适的场合吧，就这么拖延下来了。
然而我心上包袱并没有解下，愧疚之情总是时时啃蚀着我，叫我难安。我们的年纪都越来越大了，虽然她的岁数比我小得多，应比我晚“走”，在我的有生之年，总还有机会吧，但是总得抓紧才好；这与其说是我向她道歉，叫她尽释前嫌，还不如说是我必须向她道歉，才能解除我心头上的惭愧和不安。我得赶快，一直拖到，我在北京接到李致的电话，说贺惠君突然走了。
于是我失去了自我赎罪的机会，而且永远地失去了。我将带着这种失悔走过我的一生，忍受羞愧的啃蚀。即使我从北京回来，在医院里见到她的爱人詹大风，向他吐露了我的羞愧之情，追悔莫及之情，也无济于事了。那又有什么用呢？就是我现在来写这篇悼念贺惠君的文章，又能减轻我的罪责多少呢？
这是我一生永远的遗憾。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