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渣男”是性别语言，置于精神分析视角下，方显病症；其实按照“病夫治国”的逻辑，大部分政客都是渣男，又遑论独裁者呢？其中毛泽东不仅创造了“无法无天”治国的奇观，更形塑了“政治渣男”的典型人格，最近我已多次“说毛”，既展现史家余英时对毛的盖棺论定，亦介绍“评毛”的三人观点（余英时林毓生康正果），这次忍不住还要从政治学视角，来说说中共的宣传修史制度，是如何将渣男造神为救星，因为中国再出渣男之孙，已登大位。】
毛泽东在"文革"高潮时有一次写信给江青说：‘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当年我将此话引进一文时，心里曾颇惊异于毛的这种光棍式的坦率。然而，连这个极富想象力的"钟馗"都始料未及的是，他身后不只粉身碎骨，竟还在他的贴身医生的笔下化成一滩污秽。这真是当代中国的一桩奇事。被李志绥医生那本书所嘲弄的，绝非一个毛泽东，而是整整一代中国的理想主义者。读过这本书后再去回味那首"东方红"，以及它所能钩出你的一切有关身世和时代的联想，大概可以让你想一下，以往你从媒体所接受的各种文字、语言、音响、影像等等，是怎样一种欺负你而又叫你驯服的暴力。
幸亏有这样一位伴君如伴虎的医生，向世人托出了一个毛泽东的病历，从性格、心态直至性行为（二十世纪的独夫民贼大多是心理变态者，但如毛这般近距离被观察被透视尚属鲜见），否则我们中国人在半个世纪死去数千万条性命之后，也只能接受诸如权延赤（一个军队作家）之辈硬塞给我们的一个"走下神坛"来啃了农民的黑馍还会掉泪的毛泽东。所谓"有血有肉"（中国人不爱说"七情六欲"）之真实，要看是在谁的笔下了。权延赤是以近水楼台之便（或许奉命也未可知），从毛的贴身卫士嘴里掏出一个"人情味"的毛泽东，用来换取人们对一个王朝的谅解。肇始于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变成了所有"历史巨片"里的明星（顺便让一个会说湖南话的古月大红大紫），还"走"进北京大部分出租车里当了保护神，接下来就是刮遍全国的"红太阳大联唱"，中国人唱得如醉如狂，却不知道究竟是念毛还是怨邓，海外留学生们也都辗转复制一盒磁带放在汽车里当乡音听。此时猫在芝加哥某地的一位"御医"，正伏案将那"神坛"还原为一座秽藉宫闱。九十年代初兴起的"毛泽东热"，一路"热"到西方来时，那"人情味"十足的老毛已成了一个性虐狂。一颗"红太阳"被撕碎到这种程度，全不必靠什么理论分析或意识形态批判，若再回溯这个神话从五六十年前延安文人煞费苦心把一首信天游情歌窜改成"东方红"以来的历史，其间不知耗费了多少墨客骚人的心血，由此我便想到，对毛这一茬的中共"领袖"们作盖棺定论，真不是文人们的行当，大凡都要耐心等着他们身边的那个"李医生"开口了，才能见到立论的证据。一部中国当代史也免不了是这样。
这段历史里一个边缘人集团控制了中国舞台，他们窃得神器后的一大特征，就是宣称"朕即历史"，不但"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几千年都要由他们重论功罪，继而又编织自己的"造反神话"，最后还要主宰自己的盖棺定论。这部阉割历史的当代史，从五十年代大规模展开，较早见诸文字的是一套《红旗飘飘》丛书，由解放军各色将校大书历次战役的"常胜"回忆，人人自我造神，其中的"佳作"选入中小学课本；稍后便由全国政协组织出版另一套丛书，定名《文史资料选编》，令所有投降被俘的国民党官员将领自述败亡经历，向世人现身说法另一个边缘人集团在中国的耻辱史。此举逐渐上推至北洋军阀、满清皇族，直达末代皇帝溥仪，据说连老舍都被请去为《我的前半生》润笔。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是一睁开眼就被塞过来这么一种虚假的历史前提的。
中共从回忆录的初级阶段走向为自己修史立传，逐渐形成一套"官修"制度。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官修班子，是为十个元帅里死得最早的罗荣桓修传，十多年都在草稿阶段打转，撰稿人都是军官，渐渐也成了罗家的使唤。这个班子奉命垄断对罗荣桓身后的一切解释，生辰忌日起草纪念文章供报刊发表，接待所有与罗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访问调查、定性论罪。他们的背后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此例亦漫溢军外，中央一级的死者身后均有一个此类班子控制着他的名节，为他树碑立传。撰稿人多半只是工具，奉命取舍史料、涂脂抹粉。
为元帅立传不仅出了"官修"的制度，也出了一套假历史的话语系统。"文革"死去的元帅都陆续组成修传班子，其中《陈毅传》的撰稿人是一个将军的女儿，文笔颇利索，写完几巨册传记又写电影剧本，从性格上把个陈毅塑造得活灵活现，比以往那种冲锋陷阵的武夫类型便胜一筹，她后又如法炮制为全军立传，拍了一部多集电视片，使用现代电子媒体把这个边缘人集团的浴血暴力史，刻画得艰苦卓绝而又充满温情，轰动全国，以致中央电视台慕名邀她拍国庆专题，为"新中国"再立一传。假历史的灵魂，就是这样从一个元帅借尸还魂到一个国家上去的。
偏偏征战确富盛名的一个元帅林彪此刻却没有被"官修"的殊荣，于是便惹出了"私修"的事：一个自称曾在毛家湾"行走"过的前秘书，冷不防抛出一本《毛家湾纪实》，专写林彪一家的隐私。此书的可信程度虽不敢高估，但显示了"私修"所奉行的是"官修"绝对封死的私人角度。立传对象是人是鬼，离了这个视角就很难辩清。此事也等于昭示天下，这个边缘人集团的规则，是只允许被废黜者脱离"官修"任民间摆布的，不知是否因窥出此一奥妙，有个科幻作家忽然厌了玄想，改行专门造访那些无人问津的被废黜者，写了一部部"奸臣贼子"传，叶永烈笔下的"四人帮"、陈伯达等脸谱，既无"官修"色彩也无活人气息，但他本人却是走红港台、世界承认的中国大陆传记作家。
"官修"与"私修"之间，还有一个"家修"。军方修史立传的瘾最大，修完元帅又修大将，罗瑞卿有个女儿颇有些才气自负，硬要"家修"一本，出版《我的父亲……》，或许从此便有了女儿"家修"的先例和体例，自持有些文采的女儿均操此业，人还活着便"家修"起来。也有补修一部的，如曾沸扬海外的《叫父亲太沉重》，对最忌讳政治和隐私不清白的周恩来，偏偏由他的私生女出来"补"了一笔，不会再有比这一笔更让周恩来还原为人的了。
"家修"并非儿女情长，而是一种解释权的争夺。原本，控制和解释史料（档案、书信、当事人）是官修垄断、杜绝民间染指的关键。中共最森严的一个部门，是第一档案局，据说毛身前也难对它随心所欲，只得自备一个小档案柜。"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便一度控制了这个档案局，从中源源不断地搜罗炮弹钩陷冤狱。这场灾难过后，幸存者是绝不会让自己的劣迹还留在那里的。因此档案的意义降低，解释的意义增高。"文革"后中共又成立一机构，称"中央文献办公室"，内分毛组、周组、邓组、陈组等，任务是编"选集"，实则控制所有文字史料，垄断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解释权，意识形态的头头们都以参于某"组"为党内派系的宣示，邓力群便是陈（云）组的核心。因此到了邓小平时代，大家都已风烛残年，别说立传，就是编"选集"，甚而记录一句谁也听不清的呓语，都成高度敏感。难怪邓家也会有个女儿，要夺回这种解释权，急匆匆泡制出一本《我的父亲……》。在这样的魔幻政治下，你能信得过谁写的历史呢?
我想，历史只活在目击者心里，只看他们肯不肯开口。
多年前我也曾"私修"过一次，染指了那个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庐山会议事件，窃以为重写了历史的一幕。如今想起来，除了庐山上目击过这个会议的那些服务员、厨师、警卫、秘书们讲出来的一个个故事之外，我所另加上去的都是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