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六四前，邹幸彤接受本台专访，形容政权的打压，令香港与大陆的抗争连结在一起。
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连同26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去年六四集会，被控举行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以及“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案中3人包括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邹幸彤及前记者何桂蓝，选择不认罪，案件将在本周四（9日）续讯。以下是本身是大律师的邹幸彤，为该案所写的结案陈词摘要：
本案其实是一场颇为奇怪的诉讼，针对一场从没发生的和平集会，当局也要穷追猛打，非得将与集会主题相关的文字也定罪，这样的行为，何以能符合宪法规定，能满足政府保障人权的责任，控方从没一句说明。相反，控方摆出一副人权法与刑事检控完全不相干的态度，拒绝对人权影响作任何分析，强调只要满足定罪条件，就该拘捕，就该定罪。
但可笑的是，控方连定罪条件的分析也没有做好。控方弃用相对清晰的成文罪行，选用“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这个概念庞杂的复合罪名，却完全没有去分析在这个罪名之下，控方要证明的各个元素，然后逐一举证。最基本的，究竟本人煽惑的“行为”是甚么，该行为何以构成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控方从没有解释，只武断地咬定本人煽惑的就是一个罪行，这种结论先行，没有任何法理分析的检控，实在令人大开眼界。
然而本案的问题远不只对控罪元素的零分析，对人权原则的零认识，以及对集会自由的零容忍。本案清楚反映出法律是如何被利用作打压异己的工具，以消灭一场已有31年历史的悼念和抗争，让政权犯下的罪不再被提起，让杀人者可以继续逍遥法外。它更反映出行政滥权如何蔚然成风：警察可以任意踩过界去决定公共卫生要求些甚么，可以以调查犯罪为名长时间拘留阻止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可以以禁止集会之名行划出禁区之实，而检控亦可以任意跳出成文条例的限制，以普通法罪名提控，以期加重刑罚。
一介个人，可以对抗如斯滥权的能力有限，尤其当滥权成为常态，政治忠诚而非中立成为了官员们的最大原则。我能做的，仅是不盲目顺从种种滥权决定，在所有场合，包括在法庭上，提出质疑和挑战。法庭比我个人的权力大得多，责任亦重得多，是纵容政治检控和行政滥权，抑或守住人权和法治的原则，捍卫这些民主社会必要的基石，就看法庭如何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