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我一届，与其他学理论物理专业的人一样，明目达聪，巧知兼备，度豫从容。据教理科研究生英语的吴辛安先生（司徒雷登的学生）说，他的英语成绩是全班第一。我们一起下乡劳动，晚上躺在稻草铺上听他吹牛，常常笑得前仰后合；他还出谜语让我们猜，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同学绰号“老肥头”，他取来做文章：“‘老肥头’一丝不挂，打一地名。”“金丝边”去“丝”，柬埔寨的金边也。他深谙西洋音乐，出任校合唱队指挥，同学少年相处久了，同道为朋，亲热地叫他“瞎指挥”，他也不恼。都说此人必非池中物，果然，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奉派出国，后出任京城某大学校长，再入官场，现已身居高位，不过到了这把年纪，恐怕也只是礼仪性的高官了。为尊者讳，区区写这篇小文时，只得以“他”相称，姑隐其名了。
话说那年“文革”初起，校园羹沸，我们已是等待分配的“老字辈”学生了。比之头脑发昏的年轻红卫兵，“革命性”稍逊而疑问多多。我和他就经常讨论时事，说的那些在当时都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内容，或称“黑话”。为避人耳目，就钻进四川路海宁路交界处的一家凯福饭店，随便叫些便宜小吃，喝瓶啤酒，吃喝的同时，主要听他开导。
记得运动刚刚开始，“刘（少奇）主席”还在外做国事访问未归，他就料定这场史无前例的狂飙必是针对刘少奇无疑，而且怀疑1957年的“反右”原本就是要把刘拉下马的，只不过随着鸣放深入，民主党派，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不知天高地厚，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毛泽东本人，毛才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人民日报》社论题）。
此人学的是物理，却有一肚子的党史知识，远至江西滥杀AB团，延安“抢救”，近到1958年“反冒进”时周恩来的十数次检讨，甚至主动请辞总理一职等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五一口号’知道吗？第一次发布于哪一年？”他问。我坦承不知。承蒙他相告，第一次发布于1948年，主要呼吁召开新政协，是刘的手笔，那时的毛曾亲笔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划去；待到新政协开过，新中国诞生，毛泽东又亲笔把“毛主席万岁”这一句加了上去。
当时正是林彪炙手可热之时，他却已经预知这“第二把手”最后不可能有好下场。两人同感的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么个好好的新国家，为什么非要斗到上面人仰马翻，底下遍地树敌，饿殍载道。颇读过马恩——特别是早期马克思和后期恩格斯——的他，认定毛没读过几部马恩经典，兴趣不在经济和科学技术，而在“资治通鉴”等帝王驭民之术。
改革开放之后，他第一批奉派出国回来，我们又曾重返凯福饭店。谈话中，听得出这时的他显然对“文革”已作过缜密的反思，认为撇去个人扫除政敌和争权夺利的因素，“文革”并非是一味的瞎搞。晚年毛泽东的思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是创见。当时，还没人提到“官倒”，至多就“开后门”腹诽几句，“腐败”更不是全民话题。时至今日，回想他那些话，实在佩服此人的预见性。最近碰到一位德共朋友，也是到了德国以后熟读马恩的思想人，竟与他持同样的观点。
有思想不等于不能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凯福饭店的这位朋友聪敏过人，登上校长宝座，复又出任高官，想来自我保护有术。现在一定已在颐养天年了。多么希望你读到这篇小文，继续给我些指导。
20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