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只能生一胎”到“鼓励生三孩”，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近几年已经有很大的改变。随着政策清理，数百万名官方认证的“失独父母”，也将成为历史的记忆。
所谓失独家庭，是指那些在一胎化政策下，因各种原因失去唯一孩子的家庭，如果子女在成年后才离世，父母大多没有再生育的可能，这不只是心理打击，更对现实的养老问题造成冲击。
过去几年，中国媒体上总有关于失独家庭群体到地方政府部门静坐、抗议的报导，他们不只要求政府负责养老，还要求赔偿。但在当局管控下，近年这类报导已经不见于媒体，“失独”更成为敏感词。
走进顾女士在上海郊区的家，她领着中央社记者到阁楼上，那里的房间终年都开着灯，是女儿生前的书房，陈设都没有动过。她和先生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女儿的思念。
顾女士的女儿2016年1月病逝，当时女儿29岁，从诊断出胃癌到离世，仅2个月又13天，过世时孩子才一岁多。这过程短促得令顾女士很难接受。她经常想起女儿过世前说的：“妈妈，你要是想我，就多看看宝宝。”
因为独生女过世，顾女士和先生在2020年每个月都各有一笔人民币670元（约新台币2948元）的“失独子女费”，这个费用今年又有所调升。据了解，因为顾家的户籍设在上海，所以这样的“补偿金”水准在全国算是排名前列的，不同地区的补偿金并不同。
据顾女士所知，她居住的上海松江区佘山镇，当地政府关怀的共有30几个失独家庭。官方有时候会办一些活动，邀请这些夫妻参加，或是来电提醒健康检查。这些当然不能取代失去子女的痛楚，但她认为接受相关服务是理所当然。
“你们台湾，政府不照顾失独父母吗？”记者解释，台湾虽然也会有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但政府并未强制计划生育。顾女士恍然大悟，直说：“对嘛，我们当初是配合国家政策才生一个，它们当然要‘负责’。”
她在失去女儿后知道，这类儿女成年后死亡的例子其实不少。顾女士表妹的女儿也是20几岁时在国外留学被男友杀死，双亲都有拿到补助；但其邻居两个儿子死了一个，就没有拿到补助。如果再生育或领养子女，补助也会取消。
中国究竟有多少失独家庭，并没有公开的统计数字。不过，人口学者易富贤曾指出，中国从1975年到2010年共产生了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此外，2000年的普查数据显示，每出生1万人，有360人在10岁前死亡，463人在25岁前死亡，760人在44岁之前死亡。
易富贤以此推断，现有2.18亿个独生子女中，将会有1009万人在25岁之前死亡。即使用更保守的估算来看，中国的失独家庭也在数百万之谱。
在网络上的“星星港贴吧（讨论区）”，满是这些伤心父母的留言。拣取几段贴文：“儿子，妈妈没有办法了，妈妈来星星港给你说话，这里有很多已经在天上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如果他们看到了，也许会帮妈妈带个口讯给你，帮妈妈把思念传达给你。”
“儿子，妈妈和你说一声，明天我和你爸爸就去办离婚手续了。没有你，感情都没了。”
“儿子，好想你啊，看到了别人结婚的视频，还是忍不住流了泪水，曾经，妈妈也盼望有一天你能娶妻，妈妈一定要做一个优秀的婆婆，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幻想，你走了，这一生妈妈都再没有儿子了，余生就这样熬吧。”
正当中国最早一批独生子女迈入40岁、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之际，也有许多家庭因为独生子女过世而黯然痛苦。不少当事人认为，这种痛苦外人无法体会，难以言说，也不想接受邻里亲戚的关心；这个情况，大约要到2003年“星星港”成立才有了转变。
“星星港”最初是由几个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共同发起组成，彼此关心和分享心情。后来一家殡葬企业提供支持，有越来越多人陆续加入。2008年，星星港的一些家长前往汶川慰问大地震后的灾民，回响很好，这个团体还获得当年的“中华慈善大奖”。
小蕾（化名）曾有几年时间在“星星港”担任志愿者。她告诉中央社记者，自己所接触到的失独家庭团体，如果夫妻还能生育，都会被鼓励再生；如果超过生育年龄的，都是在谈养老问题。
到了2012年前后，“星星港”的发展有了分歧，有些成员的重点转向陈情抗议，被官方点名；这让原本支持此团体的殡葬企业变得谨慎；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网络QQ群组发展很快，许多失独家庭打破地域限制、各自组成联系平台，也不一定要依赖星星港做发声管道。“星星港”项目于是暂停。
接触失独家庭的这些年，小蕾看到两性差异，也感受到时代变化。
有些家庭，女方超过40岁，因为失去独生孩子而夫妻离婚。男方离开星星港，再婚、再生育，展开新的人生；女性继续留在团体中，且需要安慰。但她也遇过，女方超过40岁意外又怀孕，考虑自己体力衰退中，决定不要孩子。
观念变化方面，尤其在大城市，越来越多人不再觉得一定要“传宗接代”，这可以从失独家庭不一定积极询问领养看出。
失独家庭面临的养老问题和“政策剥夺感”该如何解？各种补偿都不可能弥补所有遗憾，而这一切或许只能让时间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