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现在面临独力奉养父母的压力。图为北京一处景区内出游的家长与儿童。
中共政府为了推行计划生育，让独生子女家庭可领补贴，但补贴只是一时。当前这批中年独生子女，儿时为家里带来“光荣”，如今则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独力奉养父母的压力。
1980年出生的杨喆41岁了，他的独生子女证上记载着，父母每月能够因为只生这个孩子领人民币7元（当时工人的月薪是36元），一直领到他18岁。
杨喆没有小孩。爷爷生前一直强调家族是单传，小时候他也会感受到传宗接代的压力，但成年后他就决定“做自己”，按照意愿不生孩子。与其担心自己的未来，对他来说，眼前更重要的是父母的养老问题。
他原本工作远在江西，父母在上海生活，每次回家与他们相处几天，都可以感受到父母在情感上对他的依赖，但他们身体的衰老成为杨喆更明显的压力。
两年前，杨喆年过70的父亲在家跌倒，很久才爬起来；他有心理准备，以后还是要回上海照顾父母。“我的同龄人，照顾父母的压力特别大。”今年，杨喆终于有机会调到比较近的浙江杭州。
也是独生子女的张晓靓对此深有所感，“万一父母生病，关键是你没人商量、也没人帮忙。”她甚至庆幸，自己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中是未婚者，否则和同是独生子的先生要养4个老人，那将是心理和体力的双重负担。
张晓靓出生于1973年，当时已经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但还没有强制只能生一胎，直到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才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由于她的父母之后没有再生育，所以几年之后她也有了“独生子女证”。在那个年代，独生子女还很少见。
▲中共政府为了减少人口，曾强制推行“一胎化”政策30余年，并授予独生子女“光荣证”，每月给予补贴。（图／张晓靓提供）
▲中共政府授予独生子女的“光荣证”，除了记录每月给予补贴，还标注了家长的避孕方式。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开放至二孩、三孩，独生子女证已成历史文物。（图／张晓靓提供）
回顾童年，张晓靓认为自己得到了家人的无限宠爱，但长大后很介意别人将她当作“妈宝”，也不想要一辈子待在父母身旁，几经权衡，便选择离南京老家不远的上海工作居住，请了一名居家保母照顾父母，自己定期返家省亲。
2019年，她的母亲病逝；2021年，父亲也开始较频繁地进出医院。原本生活单纯的张晓靓，生活中最大的牵挂和忙碌就是父亲，除了寻找合适与专业的安养机构外，还必须学习跟医院打交道，众亲戚耳提面命各种医院里的“潜规则”，叫她十分挫折。如果说，各种琐事已经十分消耗精力，让她更感到心累的，是没有手足可以一起分担精神上的压力。
父母老去，独生子女的养老责任越来越沉重。1983年出生在上海的王海明（化名），母亲在他年少时就病逝，父亲今年65岁，很健康，有一群拉二胡的朋友，生活很丰富。王海敏说：“我还没感受到照顾他的压力，但因为只有爸爸一个，我会尽我所能去照顾。”
王海明38岁仍未婚，父亲几年前会催他结婚，现在不太催了。他认为，“如果有哥哥姐姐，他们有孩子的话，我压力（生子）会小一点。”
在一胎政策下成长的“80后”（1980年代出生者），无论自己是否结婚，受访者多认为“要生就别只生一个”。
在南京从事媒体工作的王先生拥有一女一儿，他反思自己作为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想让下一代有更健康的心理和性格。
张超群2016年生了第一胎，赶上“二孩政策”，隔年他又生了第二胎，“其实就算要罚款，我也要生两个”，他认为独生子女会变成“小皇帝”，两个孩子可以互相竞争和陪伴。他还透露，如果只有一个孩子，意外过世就成为“失独家庭”，这也是他对于生两孩的现实考虑。
不过，现实中养育两个孩子的生活让他很疲惫，有时难免感慨：“带孩子太累了，我觉得一个也挺好的。”
这些情景，似乎和其他国家奔忙于父母和幼龄子女之间的“三明治世代”很相似，尤其当前，出生率低，独生子女几乎已经是已开发国家的共同现象。那么，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政策一胎化”和当前全球的“自然少子化”，在影响上有什么不同吗？
最早公开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人口学者梁中堂告诉中央社记者，其他国家的少子女化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这和中国政府40年前开始采取不人道、灭绝人性的做法带给人们的伤害不同。
根据网上可查的新华社内参稿件，其中描述，有些地方用野蛮的办法强制乡民计划生育，像是：抄家、封门、毁坏农田、私设土牢关押农民，甚至株连亲属。历来媒体报导及计生题材的电影中，则有对超生孕妇强制流产、计生干部因愧疚导致精神疾病等内容。计划生育史就是一段血泪斑斑的历史。
梁中堂也是最早预见中国将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学者。他在1979年12月发表的“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就指出，2015年后，15岁以下的人口要比老年人的绝对数少得多；2个劳动年龄的人口将抚养4个老人和1个孩子，并且还是半数老人身边无人照顾其日常的生活。
如今再看一胎政策影响，除了老龄化，梁中堂说，独生子女造成劳动力减少，但遇上机器人自动化的发展，对经济的冲击没有当初预期那么大。令他不无感慨的是，这项违反人性的政策过去几十年来成为主流想法，不少人认同这是为了解决贫穷必须实施的政策，无视于与人权的悖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