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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威:中共未能从美国捞到的十大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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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会谈中,舍曼再次强调了中美“激烈竞争”,并对中共“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表示担忧,同时也担忧香港、新疆西藏人权问题、新闻自由、网络空间、台湾海峡、东海和南海问题。王毅再次发飙,提出“中美关系的三条底线”,包括美国“不得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尽快取消”对华制裁、关税、科技封锁;在涉疆、涉藏、涉港、台湾问题上“慎重行事”。中美外交沟通又搁浅。

2021年11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

2021年是中美关系继续陷入僵局的一年,中共对美国不断采取高调施压态度,试图从新上任的拜登政府身上捞取至少十大筹码。一年下来,中共却一个筹码都没有捞到。

中共对美国开出众多筹码

1月8日,新华社报导《拜登政府将面临四大执政挑战》,称“为摆脱被动局面,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做‘回摆’调整”,并判断美国经济“将在衰退中挣扎”。

1月10日,新华社又发文章,《阮宗泽:中美现在面临一个机会之窗》。文章承认“中美关系现在到了最艰难的时候”,称“美国出现方向性错误”,并期待“以往那一段时光”。

1月11日,在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称,到了“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

1月25日,习近平通过达沃斯论坛向拜登公开喊话,称“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发号施令”,“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此次讲话还对美国开出了一系列筹码,包括:反对“利用疫情搞‘去全球化’、搞封闭脱钩”,“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顺畅稳定”;反对“搞‘小圈子’、‘新冷战’”;“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而不应该成为限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不能“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贸易战、科技战”;放弃“意识形态偏见”,不把“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搞冲突对抗”、“冷战、热战”;“加强疫苗合作”;“探讨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

2月2日,杨洁篪又补上了另外的筹码,称美国不能把中共当作“主要战略竞争者”,“美方应停止插手香港、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中共开出的筹码够多也够高,上面是中共的党文化话语系统,表面显得冠冕堂皇,说白了就是:一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二要求美国不要联盟抗共,三要求美国让步,不与中共对抗;四要求美国放松各类经济制裁;五要求美国放弃关注人权;六要求美国不能介入台湾问题;七要求美国继续与中共全面合作,拱手让出科技成果;八要求美国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九要求美国默认中共强占诸多南海岛礁;十要求美国默认中共在东海的扩张。

中共开出的十大筹码,表明中共高层看低、看轻拜登政府;但中共高层的误判,显然与现实太远。中共抛出的筹码,美国是如何回应的呢?

中共的第一个筹码: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

2月4日,拜登称中共是“最严重的竞争对手”,认为中共与美国对抗的“野心日增”,美国的领导地位正遭遇新的不断推进的“威权主义”,将“回击中国(中共)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

2月10日,拜登上任后和习近平首次通话。习近平称“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着特殊国际责任和义务。双方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拜登明确表示美国要“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一、中共想“平视”美国却无实力

3月23日,中共外长王毅说,“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样子。这个样子不是指大国的胳膊比别人粗、地位比别人高、权力比别人大”,“不能唯我独尊,动辄从什么‘实力地位’出发以势压人”。

4月20日,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谈“世界大变局”、“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为世界谋大同”;但提出的具体策略只有“一带一路”,帮助其它国家“脱贫”。

4月22日,习近平参加美国主导的视频气候峰会,未能提出具体减排目标,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中共又回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4月28日,拜登在国会演讲,重申与中共的竞争关系,称“专制者将不会赢得未来”,“将在印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不会撤回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

5月7日,中共外长王毅在联合国安理会视频会议上大谈“多边主义”,称国际规则应该“由大家一起制定,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和特权”,反对“以意识形态割裂世界”。

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言称,各国应遵循的国际准则包括《联合国宪章》、条约、公约、安理会决议,还有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众多国际标准制定组织主持商定的规则和标准,美国的目标是“捍卫、维护和振兴这样的秩序”。

二、中共现出孱弱的原形

5月17日,以巴发生武装冲突,中共跃跃欲试要调停,实际在拉偏架,结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毫无作为。同时,美国联合盟友积极斡旋,最终平息了战火。

6月29日,G20外长会议在意大利召开,中共外长王毅仅通过视频参加,未能展现大国姿态,凸显了中共外交的窘境。

7月16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视频发言,急切地呼吁不要“脱钩”。

7月,美国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开启亚洲之行,中共最初拒绝由外长王毅出面,仅派出外交部副部长,美国取消了访华安排。7月21日,舍曼抵达日本访问后,中共被迫同意王毅出面,最后一分钟才敲定了舍曼的访华安排。中共寻求级别对等未果。

天津会谈中,舍曼再次强调了中美“激烈竞争”,并对中共“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表示担忧,同时也担忧香港、新疆西藏人权问题、新闻自由、网络空间、台湾海峡、东海和南海问题。

王毅再次发飙,提出“中美关系的三条底线”,包括美国“不得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尽快取消”对华制裁、关税、科技封锁;在涉疆、涉藏、涉港、台湾问题上“慎重行事”。中美外交沟通又搁浅。

8月,美军撤离阿富汗,中共外交部公开“嘲笑”美国。美国支持的阿富汗原政府垮台后,中共未能如愿填补真空,至今不敢承认一直扶持的塔利班政权,无力照看后院。

三、中共离世界越来越远

中美外交部门的交流无法取得实质进展,9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通话,期望推动工作层面沟通。白宫的声明“强调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持久利益”,也希望“确保竞争不会陷入冲突”。中共却仍然期望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9月21日,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称“我的新政府将致力于帮助引领世界走向更和平、更繁荣的未来”。

习近平的视频讲话继续宣称“多边主义”,“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10月29日,各国首脑抵达意大利罗马参加G20峰会。同日,中共外交部宣布习近平仅以视频方式参加。

11月1日,习近平没有获得在气候峰会上视频发言的机会。拜登说,“通过出席峰会,世界其它国家都在看着美国及其领导角色,我们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坦率地说,我认为这对中国(中共)来说是一个大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在会场)出现。”

12月10日,民主峰会闭幕上,拜登说,“我们承诺与所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合作,制定将在21世纪指导我们进步的道路规则,包括在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问题上,以便子孙后代继续像我们一样,从自由和民主中获益”。

110个国家参加的民主峰会,中共无法参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第一个筹码落空了。

中共的第二个筹码:要求美国不要联盟抗共

2月5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杨洁篪通话后,美国国务院声明强调“美国将与盟国和伙伴一道捍卫我们的共同价值和利益,要求中国(中共)对威胁印度太平洋、稳定,包括台湾海峡,和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稳定的做法承担责任”。

3月12日,美、日、澳、印四国领导人首次视频会谈,联合主导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方向,却排除了中共政权。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四位领导人确实讨论了来自中国(中共)的挑战,他们明确表示,没有人对中国(中共)抱有任何幻想”。

随后,美日外长和防长举行2+2会谈,联合声明称,“中国(中共)的行为与现有的国际秩序不一致,对盟友和国际社会构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挑战”,“中国(中共)使用胁迫和侵略手段系统地侵蚀香港的自治、破坏台湾的民主、侵犯新疆和西藏的人权,并在南中国海提出违反国际法的海洋主张”。

5月5日,G7外长会议发布公报,严重关切东海、南海暨周边地区情势,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强烈反对任何可能升高紧张情势、伤害区域稳定及以规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等片面行动;G7外长也严重关切中共在有关区域内军事化、威迫与恫吓和侵害民主人权的行为。

6月11日,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试图阻止美国在G7+峰会和美欧峰会上讨论针对中共的话题。随后,西方七国集团峰会正式登场,还邀请了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和南非首脑,以及欧盟领导人和联合国秘书长;之后,又有美欧峰会和美俄峰会。

6月13日,G7领导人峰会的公报公开针对中共,包括中共病毒起源调查、中共迫害人权、香港自治、台海和印太安全,还提到要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等经贸议题。

2021年,美军与日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德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在西太平洋不断联合演习。美、英、澳组建了AUKUS新军事联盟。

9月24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首脑在白宫会晤,商讨了抗疫合作、打造半导体供应链、建设安全5G、建设高标准基础设施、加强网络和太空合作、并肩反恐、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印太新战略新规则大致成型,中共被彻底抛开。

11月15日,拜登和习近平视频会晤,习近平希望不以“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团对抗”。拜登则强调,“美国将继续捍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道,确保21世纪的沿着一个自由、开放和公平的国际体系推进”,“我们与国外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结盟以应对时代挑战”。

11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访问日本,两国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并强调“第三国之忧”;美国、欧盟和日本同意延续三方伙伴关系,共同应对“第三国的非市场政策”。

12月2日,美欧举行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轮对话,讨论了“中国(中共)日益增多的、令人关切的行动,包括违反国际法和违背美国和欧盟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行为”;“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中共“赞助或支持的虚假信息”;“公平竞争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技术的重要性”,抵御“来自非市场行为的风险”;中共“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的问题和单边行动”等。

12月10日,拜登在民主峰会闭幕上说,“尽管我们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但我们面临的威胁和我们寻求的解决方案有着共同的前因”,“这不是任何人独自面对的斗争”,“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

1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印度尼西亚发表演讲,阐述了美国的印太策略,即促进更多印太盟友的更大合作,模式就像“四方机制”(Quad)一样。

中共十分忌惮美国联合更多盟友抗共,一再表示反对,然而这一筹码显然也落空了。(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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