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药的隐喻，在中国太丰富了。在鲁迅笔下，它从革命志士砍头的血，变成“民间偏方”；于是革命成功之后，这个偏方就升级为民族主义，从毛一直流传到习，中间那一段“邓改革”时期，也就是八十年代，这副药就是“体育”，运动员服禁药，也是替国家“卖命”。不过我的诠释，一直是中国还没炼成“强国”之前，是拿体育金牌当替代品，让整个民族过干瘾、吸鸦片，无疑是把华老栓那副药“现代化”了而已，中国人佩服鲁迅的深刻，其实就在这些地方。禁药故事我早有所闻，《屠龙年代》里就写到了。】
‘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河殇》这个著名的开头，既来自“五一九”的工体骚乱，也受了报告文学《强国梦》的启发。心浮气躁的八七、八八之交，我正在剧组里熬磨《河殇》第一集〈寻梦〉的剧本，赵瑜忽然出现了。我曾有一篇《赵瑜剪影》（1988年上海《文汇》月刊12月号）这么写道：
‘1987年丰台青创会一别，我再没听到赵瑜的消息，不知他逛到哪里去了。年底，他披了件牛仔夹克，拎一只破箱子来到《河殇》剧组，说：“苏兄，来北京拍卖稿子啦。”那箱子里装着一部七、八万字的《强国梦》。再没那么凑巧，当时我正在构思《河殇》第一集〈寻梦〉。《强国梦》这个题目便一下子抓住了我。
“你怎么想起来写体育了？”
“咱干过运动员。咱也爱体育这一行。瞅著现在体育被歪曲成这副模样，心里有气，手发痒，干脆捅它一下。”
我留他住在剧组，白天各写各的稿子，夜里买些下酒小菜，每每侃到凌晨。他告诉我，去年春上，他决意写体育，独自来到北京，却对天坛东侧的体育一条街两眼一抹黑，就凭一股不发怵的劲头往运动员、教练员宿舍里楞闯，舍得花钱买好酒好烟交接朋友，艰难地一点点搜集素材……。回到闭塞而又冷清的晋东南一隅，把自己关进小屋，对着墙上一张冲浪者的大幅图片，一字字写下去……。赵瑜事后对我说，当时他的确感到非常孤独；“写《强国梦》的那些日子，我像是在同整个中国较劲儿，有时恨不得把电视机砸了！”
《强国梦》的主调，是批评国家奥运战略，冷落了群众性的强身健体，社会上充斥了“半拉子人”，科学家们“英年早逝”；赵瑜也替运动员打抱不平，抨击金牌至上，扭曲运动员精神，造成大量畸形人。他自己是运动员出身，不仅对体育内行，且有国际视野；他的报告文学采访技巧，可谓独步海内，一部《强国梦》的体育信息量之大，切中要害之深，非刘心武和理由的“五一九”可比拟。接下来他写《兵败汉城》，居然拿到国家体委最高机密，揭露了运动员使用违禁药品的爆炸问题。他思考得很苦，最终抓住了要害：竞技运动决不能代替体育。
但是，“新中国”的赶超意识，就是一种竞技，是要跟西方（国际）比快慢、高低、胜负、优劣，在所有的领域里比试；体育是第一利器，岂能逃脱？所以，它是由一个元帅主管的、半军事化的、“从娃娃抓起”的、“一条龙”的、仗着人口基数大“万里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训练模式的、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总之，是和平建设时期的一支“雪耻”军队，战略目标是用最短时间，冲到世界第一。这个战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泽东的“赶英超美”，后来又直接成为邓小平的“摸著石头过河”。
这种“赶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驱使，也被枭雄玩于股掌之上，不仅在五○年代闹了一场荒唐的“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更在“开放时代”被来自西方的资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趋偏狭愚昧。凡此种种，令晚近中国二三十年，弥漫着憎羡交织的人格分裂氛围，摘除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