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是谁？
他出生于重庆垫江一个农村家庭，后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
他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
他在成都创办《现代农民》月刊，致力于传播有益于农民的各类知识，甘当农民的喉舌。
他针对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写了《请政府禁呼万岁》一文，指出：”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
他生而胆大，竟敢发表文章说：”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力，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
他在重庆创办大新农场，在上海创建中国农民党。
他曾在1949年12月诚恳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运动。
他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另辟蹊径的分析和精准概括的结论，被今天的中国政府一一重新认可。
他1950年到香港，1957年到美国，1984年在美国去世。
他一生治学不辍，著述颇丰，《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政策》、《国防与农业》是其代表作。
时间回到1945年10月，董时进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之一。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因而退出民盟。
1947年5月12日，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自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一针见血地说：”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
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社会学家费孝通预感到暴力土改即将发生,以其勇气力陈：“取消的是制度,不是那批人”，要给地主出路。一句话,他反对暴力土改。这是那个剧变的大时代中悲天悯人之声。一年以后，暴力土改全面展开，费孝通和平土改的主张从此息声。这符合他的性格：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他知道智者的责任、局限和历史的残酷无情。一个被视为“书生”的人，有责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来，至于能不能化为历史，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了。
1948年4月12日《大公报》（上海版）刊登了在当时可能是规模最大的“土地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董时进第一个发言，旗帜鲜明地反对土改，其根据是：中国乡村贫富差别没有城市严重，中国土地分配不平均没有其他国家严重；中国土地可以买卖，不是封建性质的。世界上没有完全无佃农的国家。与会者多数人主张政府以债券形式收购地主手中的土地，少数人支持暴力土改和土地集体化道路，却无一人支持董时进的意见。
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的暴力土改在1950年前后形成高潮，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包括费孝通在内，选择了集体沉默，再也没有人发出反对的声音。但是董时进不信邪，他直接向最高层上书，详细说明当时土改理论和方法上的错误，劝政府修改。
董时进的良心上书，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应，他倒是被当地公安部门叫去审问了一番，并责令其写检查。至此，董时进总算是看明白了：“士农工商”他什么工作都做不了。因此他迅速选择离开大陆。他后来回忆这一年的经历时讲述过程十分翔实，唯独避谈如何出走。想来是有人相助，不便透露。
他绕道香港，定居美国。写出了若干本以早年中国大陆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两户人家》、《阿宝救牛记》、《宋林远征记》等。《两户人家》为自传体小说，对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及民国初年农家子弟的求学之路做了细致描述。
在《致信毛泽东谈土改》（1949年12月）和离开大陆后1951年出版的《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等文献中，董时进系统地论述了反对土改的理由。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你把有钱的地主富农都干掉，也不能使贫农们富起来。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是要增加社会财富。但是那个年代，革命运动使人疯狂，思想和行为完全偏离了理性常识。
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时有一篇宣言，开宗明义便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
董时进反驳说：官方时常引用这些统计数据，但从不肯说出它们是如何得来的……土地所有权分配的调查统计，是一种极其烦难的工作，就连最起码的人口调查也未着手，所谓四万万、五万万，都不过是约略的估计。如何能知道好多人是地主，好多人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我也是挂名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一分子，对于这种统计不可不注意，地主、富农、中农等分类的方法并无一定的标准，是可以随人而异的，即在目前共产党控制的区域，这几种的成分也随时在变。例如中共土改权威任弼时在1948年1月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篇讲词中所说，在晋绥某处原评定地主富农占总户数22.46%，经重新考虑之后，减为12.26%，一减几乎减去了一半，而且他认为还可以再减。
原来所谓地主富农，并没有地亩的标准，而只是按乡村户数的百分比评定，他们认为在一般地区，应定为8%左右。由此可见，所谓“根据广泛的调查和统计资料”，则我更确知，中国根本没有当得起这一个名目的东西。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基本政策的根据是如此的虚假和脆弱……现在把事情道破了,大家才知道是一个大笑话,不道破时，岂不是以为多少必有一点道理嘛……他们绝不是因为看见了这个统计，或发现了中国土地分配的事实,才想起要实行土改，乃是寻找或制造出这样的统计来做借口。
董时进指出，国民党政府土地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地主2.05，地主兼自耕农3.15，地主兼自耕农又兼佃农0.47，地主兼佃农0.11，自耕农47.61，自耕兼佃农20.81，佃农15.78，佃农兼雇农0.02，雇农1.57，其他8.43。
他同时给出了当时几个国家佃农的数据（%）：日本42，美国42，法国47。
董时进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弱混乱不见得是由于佃农太多。”
董时进说：不论从事何行职业，有了钱，都可以拿去买田地。买田地是安置资金的一种方法，但只是许多安置资金的方法之一。例如存金银外币,买都市的房产地皮,搭生意,买股票,存银行,开店铺,办工厂等等……土地不过是财产之一种，而财产的种类甚多。如果要平分财富也应该将一切财产都拿出来平均分配，不应只限于土地一项。
董时进还说：许多人把地主与农民对立称呼，好像乡下有两个固定对抗的阶级，这也大有毛病。中国大多数农民（特别是在华北）都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他们多少都有一些土地，都是业主。业主的地不够耕种而租入一部分，即是半自耕农。业主的地自己不能全部耕种而出租一部分者，则为自耕农兼地主。长期以来全部土地出租的地主只占少数，其所有的总面积亦不大……多数地主则是由善于经营及勤俭积蓄起家。所谓地主，不是罪犯，乃是普通老百姓。其中农工商兵学各界都有，并不构成一个特殊阶级……卖田购地和出租田地，都是合法的行为，不是犯罪的行为。
令人惊叹的是，董时进曾经预言过的中国农村的大起大落，几乎全部兑现。遥想当年，他悲哀地预言：政权巩固之后，就会在某一天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像苏联那样建立集体农庄，让农民把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甚至会饿死人……但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也断言说：相信“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大革命——大跃进——大饥荒，农村、农业、农民要走出人为的恶性循环，关键在于回归理性常识，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年董时进对土改的思考，和数十年后历史学家余英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等私人财产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这是对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釜底抽薪似的颠覆。
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曾经，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历史所赋予他的荣耀，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这在全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困扰、并一再呼吁“振兴乡村”的今天，更值得各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