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北大发生的大规模的暴力性迫害，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凭空发生，而是由文革前发生的一系列的迫害发展而来的。回溯北大1949年以后的历史，人身迫害和人权丧失的由来和发展轨迹，清晰可见。
文革前在北大发生的规模最大的迫害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9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后来又再“补划”，一共划了716个右派份子[1]。另外，据1979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划了715名“右派分子”，还有842人受到各种处分[2]。因为没有公布被“划”者的名单，现在不清楚这一人之差是如何产生的。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大总人数的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更加令人震动的是，1957年5月中旬，当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在学校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文件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在共产党的干部中部署反右（5月15日）。北京大学学生响应上面的号召，从5月18日开始贴大字报批评共产党的工作，进行上面所说的“大鸣大放”。他们对政府和大学当局的批评，进行了不到三个星期，就全部成为他们的罪行，使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陷入“敌我矛盾”的深坑。这种策略被毛泽东事后得意地称为“阳谋”（作为对“阴谋”指责的反驳）。不管称之为“阳谋”还是“阴谋”，这一“谋”的后果，仅仅在北大一所学校就是七百多名“右派分子”和八百多名被处分者的长期灾难，在全国，则是数百万人受到迫害。由于上面规定普通工人农民中不抓“右派分子”（不是网开一面，而是另有名称，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所谓“知识分子”又只有五百万，那么“右派分子”在其中的比例，显然是非常高的。
“反右”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惩戒机制。首先，权力当局大规模地以言论定罪，把一大批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进行各种惩罚，尽管这些人并没有违反当时的宪法也没有危害他人。第二，本来学校能作的最高处罚不过是开除学生学籍或者解雇教职员。学校的学生教员若有刑事犯罪，只有司法系统可以审判。中共北大党委把七百多名教师学生划为“阶级敌人”加以惩罚，这是人类学校史上和政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权力。
而且，对“右派分子”不但实行惩罚，而且惩罚不设定限量。一批“右派分子”被学校直接送去无限期“劳动教养”，以致他们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二十年。他们中有人在“劳改农场”被饿死。有的在“劳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甚至“摘帽右派”也仍然是一个坏身份。更加恐怖的是，他们中有人被判处了死刑。笔者现在找到的有七个名字。
这种大规模的迫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他把人际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区分的标准，并不是法律。他宣布某一类人是“敌人”，就是敌人，并且实行他规定的惩罚。这个处罚可以一直重到死刑。这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完全不曾有过一般法律上的重罪如杀人，抢劫或者强奸。他们被处死，罪名是他们的思想或者言论。一个人思想或者言论方面的“右”，就可以成为施行惩罚甚至死刑的依据。
北大划“右派分子”是分两期进行的。第一批划了511人即百分之五的人为“右派分子”。但是“上面”认为中共党委书记江隆基（他1927年加入共产党，“反右”后离开北大后到兰州大学任领导，文革一开始就被中共甘肃省委列为重点对象并遭到野蛮的“斗争”，1966年6月25日自杀身亡）工作不力，1957年10月，国务院派来了陆平（周恩来亲自和陆平谈话后派他来到北大，此前他为铁道部副部长，文革中他也受到残酷迫害），继续进行反右“补课”——一个学校里关于教学的专门术语，被移用到了在学校里实行对教员学生的迫害中。这个“补课”，使二百多人被“补”进了“右派分子”中。“右派分子”在北大总人口中的比例从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
划“右派分子”时，预先制定百分比或者各地人数配额，以确保实现总体效应。明显可以看到，北大先是按照百分之五的人数比例划了“右派分子”。后来“上面”传下指示说北大划百分之五不够，北大就进行“反右补课”，增加到了百分之七。“反右”时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讲，北京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3]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划的。这种按照事先规定的数字来抓人惩罚人，在历史上只有斯大林作过。斯大林的指令，包括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各地的死刑和逮捕数字以及他自己亲手写的有杀人数字的字条，都已经公布。
“反右”在北大虽然不像文革那样普遍使用暴力对人进行殴打和侮辱甚至活活打死，但是已经相当野蛮。物理系学生刘奇弟贴大字报提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他因此被定为“右派分子”。一名受访者说，1957年他12岁，家住北大旁边海淀镇，有一天到北大来看电影，在北大看到被捆在树上的刘奇弟——因为听到人喊“打倒刘奇弟”，他知道了被绑在树上的人的名字。刘奇弟要说话，有人大喊“把他的嘴堵起来”。这名受访者不记得那天是几月几号，但是记得那天去看的是苏联电影《绿色的锁链》。应该是在6月上旬开始“反右”之后。刘奇弟后来被判刑15年，1961年死于狱中。
在“反右派”发生九年之后开始了文革。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受到了进一步的攻击和惩罚。假使毛泽东活得长一些，没有在1976年死亡，“右派分子”在1978年依然不可能“改正”，而且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年月。“右派分子”在毛泽东死后过了两年才得“改正”，他们受迫害的全程长达21年。在采访中，一名自己并非“右派分子”但一直同情“右派分子”的受访者使用了一个说法，叫做“右派面孔”，意思是当过“右派分子”的人脸上有一种特别的压抑的表情，明显到使人能把他们从人群中觉察出来，连他们得到“改正”以后那种表情都依然还在。显然，这种特别的“右派分子”的面部表情，是长达21年的身心遭到迫害后形成的。
在北大的716名“右派分子”中七人（可能还会发现）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七人中有六人是在文革期间被判处死刑的。七个人占全部716人的百分之一。这个死刑人数，不但对北大“右派分子”群体是非常高的比例，对任何一个大学的学生来说也是极高的比例。甚至现在也还没有了解到在北大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有毕业生因刑事犯罪被判处死刑。
被判处死刑的七人中，六人在被划为“右派分子”时都是北大学生。其中只有一人是教师，在两年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也就是说，他们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后来被判处死刑时，都很年轻。
黄中奇1957年时是哲学系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在宿舍中他与看管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1958年1月被公安局逮捕，同年夏天被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文革后得到“平反”。关于他，校史《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8》写道：
（1958年）1月30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黄中奇（哲学系心理专业学生）于29日晚持刀行凶，刺伤了心理专业四年级班会主席张博源和前去阻拦的杨恩寰同学。今日上午8时，学生会召开批斗黄中奇的大会，会上，大学办公室主任蒋荫恩代表学校接受同学们的要求，宣布开除黄中奇的学籍并交送司法机关惩处。市公安机关当场将黄逮捕。[4]
黄中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后，不久就被判处死刑。当时让北大各班派学生代表参加了“公审大会”。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东交民巷口的一个会堂举行。历史系的一个学生代表回来后告诉班里同学，在“公审大会”上，黄中奇被抓出来的时候，身上穿的是汗衫，脸色苍白，白得像白报纸一样，大声地哭，说：“我有罪，我有罪，饶了我吧。”判决以后，立即执行。那是1958年的夏天，日期待考。
文革结束两年后，重新审理“右派分子”案件。北京大学有关办公室向黄中奇的同学了解情况。当时黄中奇住在36斋（北大学生宿舍当时都称为“斋”，文革中改称“楼”至今）五层。黄中奇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受到批判斗争和看管，精神崩溃，爬上窗台要跳楼自杀，看管他的同学进行阻拦，发生了身体冲突。黄中奇情绪失控，挥动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划破了一个同学的胳膊。伤情并不严重。被铅笔刀划伤的同学并无伤疤留下。但是黄中奇被作为“右派分子蓄意杀人”判处了死刑，还通报全国。只因为他是“右派分子”，划破皮就和“杀人”等同了。1979年北大给“右派分子”“改正”时，也给黄中奇“平反”。其时他已经被处死20年了。
黄宗奇是“调干生”（即不是从高中毕业后升入大学，而是在上大学前已经是工作的干部），在北大上学时已经结婚生子。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当架子工。给了他的儿子两千元钱。这是北大为“反右”给予“右派分子”或其家属的最大的一笔“赔偿金”——实际上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需要“赔偿”，也没有用过这个词。当时用的词叫“困难补助”。
上述校史记录中提到的代表学校宣布开除黄中奇的办公室主任蒋荫恩，后来调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革中受到残酷“斗争”，在1968年4月6日上吊身亡。当然，这完全不是十年前被惩罚的“右派分子”报复的结果。相反，“右派分子”在文革中都受到了进一层的更加残酷的迫害，而一批领导了“反右”的干部们，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六名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是：林昭，中文系学生，1954年入学，1968年被处死；任大熊，数学力学系教师，1955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70被处死；顾文选，西语系学生，1956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沈元，历史系学生，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吴思慧，物理系研究生，1970年被处死；张锡锟，化学系学生，1954年入学，1975年被处死。
六人中林昭为女性。她生于1932年。她因站出来为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同学辩护而自己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她所在的中文系新闻专业58级（1954年入学），全班34人，划了7名“右派分子”，占全班人数23%。7个“右派分子”的名字是林昭（女），何其慧（女），杨吉林，孙文烁，王国乡，刘秉彝，赵雷。七人中两个“劳动教养”，两个“劳动考察”，三个“留校察看”。此外，还有7人被划为“中右”，虽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也遭到开除共青团团籍等处分。
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在1960年代初，林昭和兰州大学的“右派分子”学生来往，她写的两首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印入他们的油印刊物《星火》。参与《星火》的人很快被逮捕。1962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在监狱里，她写了14万字文章，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语分析和谴责权力当局如何欺骗和压迫了青年一代，包括她自己。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处死刑。那是“五一节”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解放日报》当时报道语）。这是文革期间“庆祝”节日的特殊方式。特别要在节日之前杀人，显然是为了给普通人民更加鲜明的印象和更加强烈的威慑。另一方面，他们也真的在改变节日的内容和意义，在节日中增添了“革命”和暴力迫害的血腥气氛。这确实可以算是他们的“文化革命”的一个内容。
一名受访者讲述了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见到林昭。监狱中召开大会宣判林昭死刑。在押犯人们在台下，林昭被押到台上。受访者当时是台下的在押犯之一，在大学当学生时被划成“右派分子”，后来判刑十年，和林昭同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受访者说，他看到林昭的脸胀得通红，但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肯定是“被做了手脚”。他的意思是，监狱方面用什么特别的方法使得林昭不能说话。他听说，宣判会后林昭在监狱大院中的一角被杀害。
2003年，一位独立制片人胡杰自费制作了一部数码纪录片，题为《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位在1957年“反右”以后才出生的人，访问了认识林昭的人和林昭生前住过的地方，在电影中展现了一名真诚、勇敢、坚持真理的青年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这部电影真实朴素，深深感动了观众。这部电影从来没有能在中国发行，只是私下流传。
在电影里，能听到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的一段叙述。在林昭被枪决后，有干部到林昭母亲许宪明家中，通知她，她的女儿已经被枪毙，要她付五分钱子弹费。林昭被判死刑，没有审判，没有上诉，没有刑场告别，已经是连被认为“黑暗”的皇帝时代没有发生过的残酷情况。至于要母亲付枪杀女儿的子弹费，恐怕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对残忍的细节的想象力。
顾文选是英语系学生，1956年从杭州考入北大。1957年5月25日下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控诉“三害”（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当时共产党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以克服这“三害”）的会上，顾文选讲述了他在1955年的肃反中的遭遇。他的谈话记录，后来以《我的控诉》为标题，发表在手工刻写蜡纸油印的《广场》上，有14页。
顾文选的讲话以一首诗开始，说明他的心迹，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只是反对共产党里的错误。
本来我不计较我的不幸，我以为时间，
这浩荡长流会把它冲洗干净，
那时我将和过去没有创伤时一样，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静，
可是我没有力量摆脱那惨痛的记忆，时常在寂静的黑夜中被噩梦惊醒，
受了创伤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宁，脑海里不时缠着镣铐的声音。
我们的时代是个明朗的春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云，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
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
请人们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
顾文选自述，1949年时他15岁，在杭州“参加了革命”：他参加了共青团，以后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1955年6月中旬开始“肃反”，“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人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诬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
顾文选认为他的不幸在于“过分心直口快”，“太单纯，太忠厚”，所以被领导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至于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只是他练习写作，写了两篇小说，其中一篇写了农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进城后遗弃原妻。仅仅为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就斗争了他一整天。
顾文选被连续斗争几天以后，因为他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的殴打。打得非常厉害。他还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打电话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一个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他被关在监狱里四个月。
顾文选说，逮捕他是违法的。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36小时内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例。他还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他说他说的都是实情，不会有一分造假，可以调查。
以上是顾文选的这篇谈话记录的摘要。刊登了顾文选讲话记录的刊物《广场》，实际上仅仅油印了一期。参与编辑《广场》的学生，陈奉孝（数学系）被判处15年徒刑，张元勋（中文系）被判处8年徒刑，贺永增（西语系，他组织了顾文选讲话的会议）被判处5年徒刑。
“肃反”没有能把顾文选定罪，第二年他考进了北京大学。（幸好当时还可以通过考试进大学，而不是像文革中那样全靠本单位的共产党组织推荐。）他在北大讲述“肃反”遭遇的讲话使他被定为“右派分子”。那天和他一起发言的西语系学生周铎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在文革中受到长期的关押折磨和摧残。主持了那天会议的西语系学生会主席汪士贤也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被送北京玻璃总厂“监督劳动”，每月只发18元生活费。
顾文选被划为“右派分子”后，1957年夏天被逮捕，被判处8年徒刑。刑满后仍然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文革中他越境逃到苏联，被苏联方面遣送回国，在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死刑。顾文选在1970年3月5日被害。
《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1970年1月31日）写道：“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人心大快，敌人震慑”。顾文选的处死经过就是按照这一指示操作的。1970年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一份材料，把“顾文选等55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要“革命群众”“提出处理意见”。当然，不会有人胆敢发表任何不同意见。据一名受访者说，还有“革命群众”大喊“枪毙枪毙”，然后大家散会回家吃晚饭去了。这种做法的功能之一是在普通人中制造更大恐怖，起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时，也是对普通人道德的深重的腐蚀。
这份材料写道：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现行反革命犯周鸿东，男，三十七岁，辽宁省人，资本家出身，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顾、周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就凭这不到100个字的指控，“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行”判处顾文选和周鸿东死刑。判罪根据只是两条：“反动言论”和“投敌叛国”。中国宪法说人有言论自由，以“反动言论”判死刑，宪法成为假话。至于普通公民的出国权利，在毛泽东死后又过了十多年才渐渐开始实现。
1970年3月5日，顾文选被处死，时年36岁。与顾文选在同一份材料上还有沈元。
沈元是上海人，1938年生，1955年从上海位育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位育中学另一名学生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这两名学生在1957
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位育中学中学1955年的92名毕业生中，有44人被定成了“右派分子”，包括两个考入北大清华的人。[5]
沈元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学籍遣送北京郊区劳动。1961年“摘帽”后，他得到地位很高的共产党人历史学者黎澍等人的帮助，到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工作。在1962年时相对宽松了一点的条件下，他在《历史研究》和《人民日报》上多次发表了论文。与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学相比，他算是“幸运”的。这也说明他试图努力和当时的主流社会合拍而不是对抗（其他“右派分子”当时即使想要合拍也不被允许）。但到了1965年初，他发表的文章就遭到了批判。文革开始后，他遭到批判斗争。发表他的文章和把他调入历史研究所工作，成为帮助过他的领导干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他用黑色鞋油把自己的身体涂黑，装扮成黑人而进入马里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自己离开中国。沈元也被判处死刑。当时的中国，不仅批评当政者，哪怕是轻微的批评，可以是死罪，想要逃走，想要离开中国，也是死罪。沈元在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被杀害。
假使沈元活在今天，他会是报纸上刊出的“高考状元”，会是他的中学的骄傲。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他不但被划为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右派分子”类别，还被进而判处死刑。关于一个人的遭遇和政治的这种密切相关关系，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在1970年他被枪杀时，权力当局的说法是：
十九、现行反革命分子沈元，男，32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沈元的母亲和哥哥，也成为判处沈元死刑的理由，这种设立罪名的方式，需要被历史系或者法律系的学生作专题论文来从学理方面做出分析和解释。
任大熊1970年3月2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处死刑。他1956年从北大数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1957年5月，他把北大图书馆英文《工人日报》上刊载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题为《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1956年2月25日）翻译了一些段落，贴在学校阅报栏上。一名受访者说，当时有很多人站在阅报栏前看报纸，同时也看了任大熊陆续贴出的翻译稿，每次一页两页，手抄在普通稿纸上。这名受访者后来也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赫鲁晓夫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实行大规模迫害、监禁和杀戮的部分事实，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在当时是很大的震动。赫鲁晓夫的报告在苏联内部发往共产党的各层组织，在苏联人人皆知。苏联共产党也把这份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是报告文本从来没有在苏联报纸或者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因此才被西方媒体称为“秘密报告”。这个报告之后，斯大林的受难者在俄国已经开始大批得到“平反”（从现在公布的资料看，1956年有130万受难者在俄国得到了“平反”），在中国，任大熊却因翻译了这个报告的一些段落，先在北大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又被指为“反革命”判刑，在文革中又被判处死刑。从笔者收集到的判决书上可以看到，判处任大熊等13人死刑，没有援引任何法律条文依据（人类文明自有了法律，判刑就要写上法律根据，哪怕是装样子呢，文革在这方面非常“彻底”），只写着：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妻子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所谓“一·三一”指示，指毛泽东批准发出的“中发[1970]3号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毛泽东在此文件上批的“照办”二字就是判处死刑的依据。这是人类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决书格式。
在13人中，任大熊被列为第三。关于他，判决书写道：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份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零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判处无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述评”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禁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仍然记得任大熊的北大同学说，任大熊有一米七五高的样子，南方人，很瘦，是个很聪明的人，毕业留校后住在校内全斋（文革中改名为“红七楼”），被划成“右派分子”时还没有结婚。他的同学一直不知道他已经在文革中被处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家人在。
上引判决书，是一名和任大熊关在同一监狱的人莫兴龄的儿子提供的。莫兴龄是一名基督教医院的医生，曾到美国医院学习，因为这些原因，1954年被逮捕并被判刑15年。莫兴龄在还有17天刑满时死于狱中，监狱当局说他“自杀”了。文革后莫兴龄的儿子到山西大同监狱寻找父亲的埋葬处并给父亲筑墓。他没有能得到关于他父亲的文字记录，但得到了这份有任大熊在内的死刑判决书。他给笔者提供了判决书的复印件。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生于1932年或者1933年（判决书上说他在1970年3月“时年37岁”），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在1949年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1962年去世。吴思慧与他的哥哥和妹妹留在大陆。他在1951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军。（四个人中，一人被枪决，两人后来“自杀”——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并非通常意义上说的自杀，而是迫害的结果。必须注意到这种迫害密度）。1953年他从军队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清华物理系已经在1952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在北大读研究生。1958年2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从时间看，他是在1957年已经划定5%的“右派分子”后又被“补课”进去的。上文已经写到，“补课”后，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比例提高到了7%。）
1959年，他被分配去洛阳工学院。同年12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劳动教养”两年。（那是一种工作单位就可以决定的刑罚。每个工作单位的领导人可以有权把那里的工作人员送去“劳动教养”，这一点就足够恐怖的了，更不要说他们的标准是多么荒唐与狠毒。）“劳动教养”期满后，他在洛阳修鞋为生。1965年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1970年“打击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其妻子江青的话。他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这是文革中建立的新权力机构的名称，除了行政权力，还有权判死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后，1981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1970年的死刑判决。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他们也同时撤销了1965年的判决。
张锡锟是化学系学生，毕业于成都列五中学（后改名为第五中学），1954年夏考入北大化学系。在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北大校园的短暂的“鸣放”时期，他贴出了题为“卫道者的逻辑大纲”的大字报：
一、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二、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三、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四、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五、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六、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七、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八、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九、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十、“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这些“逻辑”，也都被运用到对他的指控上。张锡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对他的处分是“劳动考察”，送工厂劳动。1965年他试图逃往国外被抓，并一次被判徒刑13年（文革前，这虽然会被判重罪，但是还不至于如文革中那样被判死刑），在四川西昌专区盐源农场“劳改”。1975年9月，他被人揭发“企图组织越狱”，在盐源农场被枪毙。
文革结束两年后，开始给“右派分子”“改正”。北京大学有关办公室的一名杨姓干部曾经到四川该劳改农场交涉。但是那边不给张锡锟“平反”。
在2009年出版的《回眸一笑——我在太阳部落的年代》（香港田园书屋）书中，作者杨泽泉记录了他所了解的张锡锟在劳改农场的最后的日子。杨泽泉当时也被关在那个劳改农场，当然无从得到张锡锟的死刑判决文件。他记得，判决是由当时的西昌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发出的。死刑执行地是盐源农场农七队的监院门口。
一名受访者说，他和张锡锟几乎同时在成都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1954年8月19日，是星期四，他们集体乘坐同一辆大蓬卡车，沿川陕公路北上，到宝鸡换火车去了北京。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都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后他得到“改正”。他记着35年前被杀害的张锡锟。
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六人在文革中被杀害。这六人中，有四人是在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中被判死刑的，那是文革中规模最大的由权力当局用国家机器直接施害（另一些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所谓“群众专政”来实行）的迫害行动。仅从他们的死亡时间，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死亡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他们的死亡是一场群体性的迫害的结果，他们死于集中领导下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之中；他们的死亡清楚体现了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延续，同时还是“反右”迫害的进一步发展。
在七名被判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中，吴思慧的名字是笔者在查访多年后，在2009年底最后找到的。笔者曾经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写出他的事情对你们来说完全不是困难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你们班的几个同学之间呢？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至今都不得公布名字的受难者呢？
我听到一些解释。一个说法是，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1957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现在是什么时代，难道还会有人指责他的女朋友嫁给了别人没有为他“守节”？她的丈夫也还会不准她讲述50年前的男朋友受迫害的事情？还有一个说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40年了，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同班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他出生于1921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北大物理系九十年》2008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139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8人，研究生2人，本科生129人。这139人中，有吴思慧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笔者所知，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记录下来，印刷出来，是很少见的。尽管文革后的当局给大量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作出了“改正”和“平反”以及“昭雪”等等，但是记载、报告和发表他们的遭遇一直是被禁止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
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这是当时用的动词），是在1958年做的。在《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8》中，没有记录数百名“右派分子”被大卡车到学校来装去“劳教”和“监督劳动”的事情，也没有记录被杀害的人。关于那一时期北大发生的事情，有一行记载是：
（1958年）4月22日4月19日至21日，全校突击围剿麻雀。三天共歼灭麻雀502只。[6]
以北大一万多人停课停工三天的代价打死502只麻雀，确实像疯子傻子所为，然而那时候就堂而皇之地在具有最高平均教育水准的北京大学校园里发生了。这并不仅仅是北大一个学校的行为，那时候在最高权力当局的命令下，北京全市都在打麻雀。这一历史的丑闻当然应该记录。但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受到的迫害，是更应该记录下来的。
本文的目的，是记载在杀死麻雀之前和同时发生的715或者716名（如果有人能加入沈克琦教授的工作把全校的“右派分子”名字写出来，就能知道到底应该是多少人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北大教员学生中被判处了死刑的七个人。
调查不够深入仔细，敬请读者补正。
【注释】
[1]《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527、890。
[2]〈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北京市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人民日报》，1979年2月3日，第四版。
[3]〈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441。
[4]同注解[1]，页527。
[5]宋诒瑞编《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年，页25）
[6]同注解[1]，页531。
（这是《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书中“北大的政治迫害历史”一章中的一节。发表在网刊《往事微痕》2010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