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文集 > 正文

李怡:牢记至今的一段话

作者:

《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9月26日发布,习惯于法治的许多香港人,大都认为这就是1997年后会依足实行的“小宪法”。中共也这么说。条文中特别受注意的,是在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说明中所确立的政制:“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律,对立法机关负责”。从常识去理解,这就意味行政机关间接向香港广大市民负责,市民藉选出的立法会议员监督政府施政。

另一令香港人感到安心的条文是表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规定将继续有效。”

这两条一是制度的保证,二是国际人权公约的保证。相信“法定统治”的香港人因此对九七后较有信心。也有人提出中共过去有过不知多少对人民的承诺最后都自我背弃,但也有人说中共对国际承诺的遵守记录尚好,但这次是中共对内政策的国际承诺,尚待考验。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中共实际主管整个谈判和“回归”事务的鲁平,来港统战,也邀约了我们这些批共文化人晚饭。他不像许家屯般平易近人,有点官架子,他说,联合声明附件一提出的中国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所有条文都是中方提出来的。我随即问:“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这一条也是中方提出来的吗?他迟疑片刻说,当然也不是那么具体啦!这样说就是回避问题了。我想他当时以为我知道谈判的内幕,实际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看这种民主制度的设计,从绝对权力的本质就觉得不可能是中共提出来的而已。

从近年英国解密文件中看到,原来英国当时坚持行政长官要由选举产生,中共拒不接受,谈判陷入僵局,最后妥协为英方接受“行政长官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交换条件是中方接受行政机关对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负责。而两个公约又指明选举必须是“普及而平等”,以为这就可以在制度上对九七后香港的人权作保障。

从中英谈判开始,到联合声明签署,在主权换治权被中共断然拒绝之后,中英双方就在民主保障与行政主导一切的问题上争拗,而焦点就在上面提到的那句话。其后,中国成立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85年第一次在北京开会,委员查良镛(金庸)会后在他办的《明报》写了名为“参草漫谈”的连载文章,大意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是法治和自由,“民主”他很喜欢,但会带来很多纷争,香港一直有自由和法治而无民主,也搞得这么好,所以九七后,保持自由和法治就好,民主实在不需要。

我相信这是他在北京体会到的中共意向。我那时在《信报》写“星期一评论”,即以“参参草谈”来回应,表示我不像他那样喜欢“民主”,但自由和法治要靠民主制度保障,香港自由法治的保障来自它现在的宗主国——行民主制度的英国,若宗主国换了专权政治和人治的中国,再美丽的自由法治的承诺都没有保证。金庸没有回应,却突然邀我为《明报》写专栏。我婉拒了。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我去新加坡旅行。有一晚同几位在新加坡大学任教的学者吃饭,其中有两位台湾来的学者,他们表示,如果香港人站在民族主义立场,就不该反对中国收回香港,洗雪国耻。来自香港的哲学所学者翟志成回应说:“如果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搞得比香港好,人民自由、安居乐业胜过香港,香港不会有人反对中国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对中国收回很难接受,那么香港老百姓不应该有民族主义的罪咎,相反 中共领导人应该有民族主义罪咎。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共产政权的直接间接的统治,却用一些堂皇的理由去指责他人对共产政权的抗拒,那就是‘以理杀人’,你有权‘以理自杀’,但无权‘以理杀人’。”

这段话不仅使在座的空泛民族主义的学者无言以对,而且也使我一直牢记到今日。我后来在多篇评论文章中借用他的逻辑,比如:如果过去二十年中国切实按照《基本法》去做,确实如《基本法》22条所言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那么香港不会有什么人起而抗争;如果香港人的抗争越来越汹涌,那不是香港人的罪咎,而是中国掌权者的罪咎;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国、把财产移往外国,却叫香港人爱国,去大湾区谋生,要他们的子女接受国民教育,这就是“以理杀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千多年前的古训,人人会讲,但为权为钱为色,现代许多人早把这古训抛到九霄云外了。于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不少权贵纷纷做了变色龙,每天用堂皇大道理杀人。日前提及曾经为英国做说客的某大员即此中表表者。

1981年金庸获邓小平接见后,政治立场即大改变。

(原文发布于2022年1月21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题记

闯关

圈内圈外

杀气腾腾

煎熬

伤痛

动荡时代

抉择

那个时代

扭曲的历史

先知

自由派最后一击

我的家世

沦陷区生活

汪政权下的乐土

沦陷区艺文

父亲与沦陷区话剧

李伯伯的悲剧

逃难

愚者师经验,智者师历史

战后,从上海到北平

古国风情

燕子来时

在左翼思潮下

1948树倒猢狲散

猪公狗公乌龟

《苹果》的成功与失败

怎能向一种精神道别?

自由时代的终章

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

确立左倾价值观

“多灾的信仰”

最可爱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中学的青葱岁月

被理想抛弃的日子

谈谈我的父亲

父亲一生的辗转挣扎

父亲的挫伤

近亲繁殖的政治传承

毕生受用的礼物

文化摇篮时期

情书——最早的写作

那些年我读的书

复活

不可缺的篇章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不可缺的篇章之三

不可缺的篇章之四

不可缺的篇章最终篇

没有最悲惨,只有更悲惨

归处何方

刘宾雁的启示

徐铸成的半篇文章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通俗文化的记忆

左派的“社会化”时期

伴侣的时代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香港历史的转捩点

福兮祸所伏

香港辉煌时代的开始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

二重生活的悲哀

《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脱颖而出

觉醒,误知,连结

非常有用的白痴

有用则取,无用则弃(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中调部与潘静安

非蠢人合做蠢事

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

无聊的极左干预

从钓运到统运

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统一是否一定好?

台湾问题的启蒙

推动台湾民主的特殊角色

中共体制内的台籍人士

踩不死的野花

文革精神

文革缔造中国的今天

极不平凡的一年

批判极左思潮

民主假期

裂口的开始

太岁头上动土

爱荷华的“中国周末”

1979年与中共关系触礁

那几年,文艺的沉思

爱荷华的平和交锋

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

九七觉醒

美丽岛大审对我的启示

从事媒体一生的座右铭

念兹在兹要记下的辉煌

香港前途问题带来的恐慌

从来没有“民主回归”

和许家屯的一次交锋

牢记至今的一段话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Matters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2/0122/16991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