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铟鸿，因为外表和心态都比较年轻，大家习惯叫我马姐。在过去几十年岁月里，年龄问题从来没有将我局限。19岁的时候，我是上海糖果厂的一名普通车间女工，后来大胆辞职卖服装；27岁，我自费去日本学习服装设计，几年后以素人身份参演了岩井俊二的电影《燕尾蝶》。
55岁，在同龄女性要退休的年纪，我开始尝试职业模特，代言服装品牌，去时装周走T台。今年我60岁了，依然在做所热爱的演员和模特工作。
这是我穿女儿主理的品牌服装拍的照片。
我是上海本地人，1961年出生在卢湾区，父母都是江南造船厂的工人。连我在内，他们一共生养了四个孩子。6岁，我跟着全家搬到了徐汇区，住的是父母单位分配的老公房，算上外公外婆一共八口人，挤在一个只有23平米的小房子里。
我父亲在厂里人缘很好，不仅会教人修车，还经常被请去给大家放电影。每次厂里组织放映，我都跟着一起去，看着他在吱吱呀呀的齿轮声中手摇放映机，光线从一个小方块里缓慢投射到大屏幕，工厂里的尘埃在光影里盘旋、上升、舞蹈……那段看着电影长大的日子，对我的美感认知有了启蒙。
小学去学校，我找来皮筋在头上扎了两个小辫，老师远远看见我，就大喊“把头发梳下来再回学校”。中学更爱美，有次我拿了条蓝款军裤去找裁缝做成喇叭裤，又找我妈要钱配了件上衣，心里很得意，没想到在校门口就被老师拦下，说“你这裤子不能穿”。
在学校里，我头脑其实不算笨的，物理、几何都学得挺好，就是没办法静下心背东西，所以综合成绩不太好。老师曾把我单独留堂开小灶，劝我好好学。可惜我那时候没什么动力，稀里糊涂的，只觉得学不进去。19岁高中毕业，我的学生生涯便结束了，同年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糖果厂当女工。
脱离学校后，生活的残酷无情地向我扑来。上海一到阴雨季就特别冷，西北风透着寒气渗到骨子里，糖果厂还得保持低温，不然糖会化掉。我们一群女生裹着大棉袄，一个萝卜一个坑，守在流水线上。工厂的顶篷透风，冷风呼呼地从袖口、衣领口吹进来，我只能忍着寒，一边跟着流水线的进度，一边腾出手裹紧棉袄，就这样做了三年学徒工。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被排到早中班，每天五点半不到就要起床。中午休息时间也紧张，只有半小时，刚囫囵拨两口饭，就有监工催我们去干活，粗鲁的态度就好像我们是犯人。一个月累死累活下来，到手只有39块工钱。
工作之后我才意识到，以前真应该好好读书，很后悔没听老师的话。我想去读夜校，向厂里请假，厂里却怎么都不肯放人。在那个年代，家庭背景对一个人的际遇影响很大，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除了没能去夜校，在很多方面都撞了南墙。但我不愿意一辈子都当厂工，用尽全力去寻找机会，渴望尽早离开这里。
年轻时的我，这身打扮放在现在看也很潮流。
碰巧那时，我哥哥下海做起了服装生意。整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就是从广州进货，在上海摆摊。当时已经有了“古着”的概念，把一些还不错的二手服装收回来重新售卖，只不过那时候的“古着”又脏又臭。
卖之前，我们家会比别家多做一件事，就是把衣服洗熨干净。这种时候基本上是全家出动，在爸爸的指挥下一边洗晒一边熨烫，整理得干干净净。
有天下午我早班结束，套了件夹克就赶紧去哥哥在华亭路上的摊位帮忙。当年的华亭路很有名，很多老外、明星都会去那里买东西，街道两旁密密麻麻都是这种露天摊位。
说起来是摊位，不过就是一个90公分左右的架子，把衣服挂在上面，站在一旁吆喝。我站在摊位前帮忙的时候，一个人径直走上前问我：“你身上这件衣服有么？”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夹克，它其实是我自己选的布料，拿去五原路找裁缝做的。虽然心里纳闷，但我没多想，说：“你喜欢么？喜欢可以卖给你。” 没想到，那人二话没说就以百元左右的价格买下了它。这件事一下子点醒了我：原来我可以自己做衣服卖呀。
有了做服装生意的想法后，我找到一位女同学合伙，听了我的一番话，她也很激动。但我们俩一个月才几十块的工资，哪里有本钱呢？后来这位同学带我去找她哥，她哥人很聪明，从股票里赚了些钱，很爽快地借了700块给我们。拿着这些钱，我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争取一个月就还清！
在穿衣风格和人生选择上，我都有点与众不同。
虽然我早早递了辞职信，并且在1984年前后申请到了上海的个体户营业执照，但厂里领导不同意，还想上门找我家人一起劝我放弃。我跟我妈说，如果他们来找你，你就说小孩长大了，她自己能决定，她有她的想法和未来。厂里见我家人没意见，最后不得不放人。
我拿着那700块钱，用其中290块买了缝纫机，剩下的钱全部买布料。因为是第一次尝试，我很谨慎，只挑了一款蓝色的格子布，打算用它做不同款式的服装，这样既不浪费布料，也能从中找到最受欢迎的款式，性价比最高。
拿着这些料子，我先去五原路找裁缝帮我裁成能想到的所有样式，裙子、裤子、上衣都可以。回到家，我用缝纫机把它们一件件全缝起来，做成了7种不同款式。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喇叭裙，喇叭裙的布形非常简单，是一个展开的圆弧面，两边缝起来后只有一条拼缝，格子耷拉下来的褶皱又很好看，我非常喜欢。
第二天，我带着做好的衣服去哥哥的摊位，没想到衣服挂出来没一会就全部卖完了。回到家，我赶忙把剩下的布料都用来做喇叭裙，还是卖到脱销。当时一条裙子卖17块，成本大概在7块多一点点。那段时间，我就盯着这一款喇叭裙卖，进布料、剪裁、卖货，围着这三件事忙个不停。
让我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整条街的摊位陆陆续续出现了和我同款的喇叭裙。再后来，全上海的宝蓝色布料都买不到货了。想想也不稀奇，毕竟那个年代没什么特殊款式的衣服可以挑，而我做的裙子工艺简单，随便一个裁缝看过就能模仿。
牛仔裤裤脚外翻，现在依然流行这么穿。
那段时间，我也尝试过非常流行的外贸单，但我没有渠道拿货，好不容易进了一批男款长袖衬衫，最后卖得马马虎虎。试过几次之后，我还是决定卖自己设计的衣服。
到了秋冬季，我设计了一款大衣，上身很短很窄、下身很大，它是我从日本杂志上找的灵感，觉得好看，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出来。其实这件大衣很挑身材，不是什么人都能驾驭，而且一件卖180块，价格不便宜。但就是这款特别的衣服，吸引了很多人来买，也让我交到了不少朋友，外企白领、老外、服装学院的教授……甚至电视台都来摊位前做采访。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哥哥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对方是条件很好的高干子弟，父母都是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哥哥觉得这个男生适合我，他说“女孩子就该找个安稳人家早早嫁了”，而我自己还懵懵懂懂。在一起没多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便顺应两家人的心意匆忙结了婚。
那段时间，筹备婚礼和孕期的种种不适让我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在事业上的投入，合伙人也选择离开，服装生意很快陷入瓶颈。事业不顺，我在婚姻中也没有获得任何慰藉。我丈夫脑子聪明，朋友很多，爱打牌、打麻将，还经常赢些小钱，但我觉得那些都不是我喜欢的。
我们两个差异最大的还是在观念上，在他看来，即便是在我当女工的阶段，都应该对现状满足，用他的话说，“你有饭吃，还能活就行了”。或许，这就是我和他之间的差别吧，两个人的想法总是格格不入。我当时没接他的话，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逃离，逃离这个自己不想要的生活。
我保留下来的老照片，下身穿的是下摆很大的喇叭裤。
上世纪九十年代，赴日留学潮正在兴起，几乎每个上海人身边都有亲戚朋友跃跃欲试，我哥哥也在一年前投身其中。1988年，我的孩子刚满一岁。知道我和丈夫感情不和，哥哥在电话那头鼓励我：“来日本读书吧，能打工赚钱，还能改变命运”，听了他的话，我心动了。
在我们家，从小到大一直是我自己为自己做主，这一次也不例外，知道我的决定后母亲也不再多说。我心里很舍不得孩子，但明白必须要改变现在的生活，没有人可以帮我，最终还是决定去日本。1988年8月15日，带着对现状的不甘和对未来的期盼，27岁的我从上海虹桥出发，坐上了飞往日本大坂的飞机。
落地后是哥哥来接的我，可能是不想我吃苦，哥哥退了原本租住的学生宿舍，在市区租了一套公寓与我同住，这样能有个照应。公寓的位置离学校和打工的餐厅都很近，可以让我不必在通勤上耗费太多时间。
我每天早上9点半到语言学校上课，下午3点半放学以后就去买菜做饭，晚上六点半准时去打工，一直忙到凌晨两点半，每天打8个小时的工，回到家倒头就睡。我既不会英语又不会日语，最初只能在一家卡拉ok店当洗碗工，老板同时还是我的担保人，借机把我的工资压得很低。
这是到日本之后拍的，我在体验别人的摩托车。
因为语言不通，我在上班的地方放了一个小字典，遇上有日本人跟我说话，我就递给对方纸笔请他写下来，等我干完活再去翻词典，然后用笔记下来。时间长了，我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日语中的一些常用语。除此之外，我还要求自己每天睡前多背20个单词，三个月后，我便能用日语简单交流。
除了去语言学校上课、回家赶作业，我的时间几乎都用来打工赚钱，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这样的忙碌状态坚持了近两年，虽然过得疲惫，但我很享受，因为每一天的努力都能让我看到未来，不像在糖果厂的日子那样，一眼望不到头。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我的语言签证也即将过期。当年很多人为了能继续留在日本，会选择当黑户，这是留下来赚钱的最快方式。可我不能这么做，我很牵挂在上海的女儿，需要护照才能飞回国去看她。
语言学校毕业后，我在东京找了一所四年制的服装设计学校，盘算着念完书就在日本找一个和专业相关的工作，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能拿到工签。我也明白，这意味着我必须付出比以往多得多的努力。
1990年，29岁的我在服装学校，穿自己设计的服装拍了照片。
有次下课回家，我来不及吃晚饭匆忙去打工，到了打工的餐厅又不好意思跟店里的其他员工说，抽了两根烟就开始干活。后来忙着忙着我明显感觉到心悸，浑身不舒服，出了很多汗，整个脸煞白，老板问我怎么了，我才说“感觉不太舒服，可能得请假”。
当时打工的餐厅在一个地下室，四面没有窗户，老板同意后，我扶着墙缓缓向上面走去，推开门呼吸到户外新鲜空气的一霎那，其实已经觉得舒服了不少。接着我骑上自行车，慢慢往家里走。一路上，我越骑心里越不是滋味，到家以后只觉得心疼：因为请假，少了一天的工资，真的好可惜啊！
在日本的日子，几乎每天都是这么计算着过，收到的工资，我基本上全部攒起来寄给了父母和公婆，用来填补他们的日常开支。靠我自己辛苦打拼赚钱养家，再加上有哥哥在身边相互扶持，远在上海的亲戚们或许都觉得我过得不错，基本不会干涉我的生活。
日复一日的日常琐碎中，一场偶然的电影拍摄经历，成为了我平淡生活的一剂调味。当时在学校，有一位和我关系不错的女同学也是上海人，她父母是上海儿童剧院的老演员，她来日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电影梦，并且结识了不少日本当地的编剧、导演和NHK的制作团队，通过她，我无意中接触到了这个行业。
还记得那是1997年，满大街的新闻都是戴安娜王妃逝世的消息，有天下午我突然接到这位同学的电话，说有个叫做岩井俊二的导演正在为手头的电影招募演员，问我要不要去试试？我听了特别开心，能在镜头前表演自然是个好机会，于是满口答应，并按照她教的，拿了五六张自己的照片去片场面试。
在片场简单寒暄后，选角导演给了我一份剧本台词，让我读一下。我仔细看了看对白，感觉这是个很调皮、又有点坏的角色，于是就问：“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接过对方递来的香烟，我顺势把脚翘了起来，一手拿烟一手拿剧本念完了台词。
又过了一个星期，面试通过的消息传来，我打电话给同学，她听了比我更开心，我说“我的台词好少的，一点都不过瘾”，她用上海话回道，“好了伐，人家电视台的主播都没入选，已经很好了”。我心想，那时的她一定在电话那头翻白眼吧。
我们俩谁也没想到，这部戏会在后来入围日本电影学院奖的最佳影片，并一举拿下最具话题影片奖，它就是《燕尾蝶》。
《燕尾蝶》的剧照，我在其中扮演这位女配角，那年我36岁。
拍电影的过程中，我只关心好不好玩、过不过瘾，所以一点不紧张，人越多反而越兴奋。拍完以后我就对电影放下了，毕竟那时候的我，依然被锁在繁重而重复的日常工作里。
我心里唯一愧疚的就是女儿。在日本的十多年里，每年我都会回国看她，也会和姐姐电话沟通孩子的状况，但随着女儿长大，我愈发感觉有责任回到她身边。2001年，我回国和孩子的爸爸办理离婚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千禧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速度早已不同，我也有了回国的想法。心想回国后可以陪在女儿和父母身边，还能找个日企当白领，日子应该过得下去。
在日本打工学习的日子很累，但留存下来的影像里总能发现我的笑容。
40岁那年，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却发现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已经出了大问题。在她眼里，我只是一个打扮时髦的漂亮阿姨，“很自私、很不好”。毕竟在她的成长经历里，从没有和我一起生活过，即便我每年都回来，但十几年的现状无法因为我一朝回国就改变，所以我也不奢望她愿意接受一个“妈妈”的管教。
我能感觉到女儿其实内心需要我，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她本应拥有的母爱。比如，我常常发现家里的衣服好像被动过，有一次留心注意了下，发现是女儿偷偷翻我的行李箱，观察我的衣橱，像个小大人一样在试穿。
即便每次跟女儿吵架，事后我们都会拥抱，从来不隔夜，经常是吵完架以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原本，我打算回国后去日企工作，也因为种种原因搁置，没去上班，是靠投资黄金、股票等等来保障生活。
后来女儿渐渐长大，她的审美和品味都特别好，还有了自己主理的服装品牌，我心里偷偷窃喜，也许自己有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她。这几年，她又从上海去了深圳工作，也许是独自工作生活的经历，让她更加理解我，开始觉得“妈妈当年挺不容易的”。
我们的关系越发缓和，变得像朋友一般。她常常会在朋友圈发我的照片，说这是她的漂亮妈妈。也正是因为她的这些照片，让我意外成为了模特。
第一次尝试是2017年，那年我54岁。当时有家服装品牌方在女儿朋友圈看到我的照片，想要邀请我走秀，就通过女儿辗转联系。到现场以后，我才知道自己被排在最后一位压轴登场。我当时穿得很隆重，感觉现场很震撼，一看周围其他模特，很明显都是专业的。不过主办方似乎并不在意，她们就让我大胆做自己。
每次拍摄我都很放得开，人越多状态越好，总之很享受这个过程。
有了第一次的经历，之后我愈发进入状态。印象最深的是去年与一家内衣品牌的合作，当时一个女孩找到我，她说拍摄那天可能会有比你年轻、有可能身材比你好，也长得很好看的，介绍了各种情况，问我会不会有压力？
我当时就说，我肯定不会，美是没有年龄界限的，我也曾年轻过，我也曾美过，所以我不需要跟不同年龄去比较。就像她们为我写下的口号一样：“我58岁，我依然爱我的身体”。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这么擅长。早期配合杂志拍照片，我不是很有经验，有点介意自己的年龄。每次摄影师让我笑，我就会想到自己眼角的鱼尾纹，不敢放开笑，只能故意咧着嘴，把眼睛睁得很大。
可想而知，这种状态一定很尴尬。我回到家也会反思，后来发现只要我心态放开，拿出自己最自然的状态，那种不经意的感觉效果特别好，几乎看不出是在摆拍。
这是为内衣品牌拍摄的广告，我是所有模特中年龄最大的。
找到了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和品牌指定想跟我合作。后来女儿觉得妈妈这样忙不过来，就主动提出当我的经纪人，帮我沟通品牌与合作。她不想我工作太多太累，会在前期帮我处理掉很多事情，从那段时间开始，我觉得我们两人的身份发生了对换，让我觉得是女儿在照顾我，而不是我照顾她。
成为职业模特后，我非常享受这种充实的状态，也会经常觉得时间珍贵，想把它们留给自己，去弥补一些以前荒废掉的时间。比如以前只知道谈恋爱，现在回头想，要是那时候能再多学一点东西，再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多好。
以前我常常会顾虑丈夫或是男朋友的想法，他们不让你做这个、不可以干那个，现在想来，这也许是对方的不自信，现在的我，再也不愿被任何人“绑架”。
我经常是想到什么就去做，想看什么电影，就拿出手机找最近的场次和电影院，一个人也没关系。我特别享受一个人的独处，给我一个缝纫机、几匹布，我也可以在家里充实地过一天，可以玩很多事情，有很多快乐。
这是夏天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在街拍。
最近，我又设计了一条裤子，是通过拼接工艺制作而成，能够让人看起来更立体，显得腿很长，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过瘾。
我一直觉得，人活一辈子，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特别重要。这么多年过去，我依然对设计服装有着很大的热情，朋友们常说一提到穿搭和设计，我立马两眼就放光。这也许就是热爱吧。
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主要的事情无非就是跳跳广场舞、带带小孩，安度晚年生活，但我完全不觉得自己必须要去做这些。年龄，并不能阻碍我对美的追求。我就是想这样从容而自由的为自己而活。人生快也快，慢也慢，走也走，停也停。这条路上，阳光最珍贵。
